今年高考，一名来自河南的考生在网络上对北大表示了不满。事件缘起该考生在符合国家专项计划招生条件下，被北大提档后又三次退档。理由是“高考成绩过低，据我校教学强度，若录取该生，考生入校后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而后在舆论的发酵下，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经协商沟通，两名退档考生最终补录进入了北大。
有些人认为国家专项计划本身就是不公平，在此基础上北大基于分数公平的原则而退档是合理的。笔者觉得恰恰相反，要评论事件，首先要说明一下引发事件的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为了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而制定的政策，招生计划不少于有关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2%，其招生方式有点像过去的定向招生。
（图片来自网络）
国家专项计划的实施背景是关于寒门子弟考取重点大学机会少、入学难，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等问题和现象。特别是据统计，顶尖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正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引发了社会“底层上升渠道变窄、寒门难出贵子、贫穷代际相传等”等教育公平上的担忧。
导致这一切的固然有贫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教育上天然差距的原因，比如：富裕家庭的学生可以不必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有充裕的资金和时间实现其兴趣上的爱好和进行额外的学习；而来自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营养上、与家长相处时间上、受激励的次数上和进入重点学校的机会上都是远远低于和弱于富裕家庭学生的等等。
但是其原因也并不完全是经济和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导致名校寒门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高考由于逐渐向所谓的“素质教育”倾斜，也越来越多地对来自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产生不利，这种由家庭经济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最终直接体现在了录取率的问题上。特别是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不仅花销巨大，其车费和住宿费对农村学生而言难以承受；同时还看重各种竞赛奖励、论文发表和特长，城市学生在这一点上显然更有利；另外很多开放性题目的设置对于社会视野相对狭窄的农村学生不利。这些客观存在的条件都降低了农村学生的竞争力。
从政策学角度来说，当一项政策无意中对少数人形成负面影响时，那么应当设置对应的补偿措施。显然，国家专项计划正是作为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政策的补充，用以平衡寒门学生进入名校机会减少问题的。
那么既然国家专项计划目的很纯粹，是为了提高寒门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北大退档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厚道了。你不能一边为寒门子弟打开门，一边还再加个“为对方考虑”的门槛，这违背了政策设置的初衷。况且从逻辑上讲，一个学生是否学业能跟得上，是他个人的事情，北大不应也不能假设一个人以后的学习成绩。从义务层面上来讲，北大退档的做法就更不合理了：好好学习完成学业是学生的义务，帮助学生完成学业是学校的义务，“我觉得你不行所以帮你放弃”不仅是权力僭越，更未能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而且就退档一事来说，北大也确有“嫌贫爱富”之嫌。翻阅往年的国家专项计划新闻，我们还能看到各校方努力帮助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入学的西部低分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其中包括了完全没接触过电脑的、从没接触过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等等可以被视为“综合素质不高”的学生。此外，这几年因为志愿填报较少，北大医学院在某些省份还出现过压一本线分数录取的情况，但是这些学生都没有被退档，而且也完成了学业，恰恰是今年河南这位考生被找了个由头退档了，北大的想法我们也可以大概揣摩出来：一方面是把国家专项计划当做了自己给予对方的福利，既然是福利和馈赠，那么自己自然有收回的权力；另一方面，分数线是一定要保证的，学校的招牌是学生质量打造的，而西部地区考生有西部政策罩着，少数民族考生有民族政策罩着，唯河南考生算得上爷爷不亲姥姥不爱了，若不是和河南省招办的拉锯过程被人违规发到了网上，恐怕这事也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笔者认为，在北大退档行为的背后，其退档的想法，以及社会一部分支持退档的“唯分数公平”声音更为可怕。布莱恩曾在《社会正义论》一书中提到，“一个公正的教育体系可以导致父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对子女机会的影响降至最低”。但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扩大了父母们在教育、资金和较高期许上的优势。这其中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每个阶段，那些落后的学生甚至还存在着进一步落后的趋势。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从改善教育制度和实施新的政策上入手。换句话说，也就是不打折扣地深入推进国家专项计划。
教育是改变自身现状，进行阶层流动的最后稻草。因此，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权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必须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公平也好，以人为本也罢，都需要制度来解决，而不能靠执行者自我意愿。国家专项计划既然为寒门学生打开了一道门，那么执行者的角色理应是门后迎接学生的主人，而不是严防死守的门卫。
(作者：王亚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