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
Anna May Wong中文名字叫黄柳霜，1920年代好莱坞中国戏院动工时，她曾以华裔明星身份受邀往钢梁上敲下第一颗铆钉。作为第一位在好莱坞成名的华裔女演员， 她40余年的银幕生涯跨越默片与有声电影两个时代，留下50多部作品。她的形象深深植入好莱坞臆想式的东方情调核心，足以代表西方人心目中China Chic所应具备的一切。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1905年出生在洛杉矶中国城。西方媒体喜欢将她的中文名字诗意地翻译成“凝霜的黄柳”，其实小时候她有个再世俗不过的本名叫黄阿媚。黄柳霜是第三代华裔美国人，父亲黄善兴在中国城附近经营洗衣店，和许多早期美籍华人一样，这家人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辛苦工作。
二战后的好莱坞正迎来一个迅猛膨胀期，随着大本营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洛杉矶，华人聚居的中国城成了当时许多制片公司的外景基地。从9岁开始，黄柳霜就常往家附近的电影剧组里跑，求着制片人让自己在影片中客串。14岁那年，她在电影《红灯笼》中得到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尽管被家里人恐吓拍电影会一节节丧失魂魄，她却已经放不下自己那个电影明星梦。17岁时，她终于在好莱坞第一部彩色电影《海殇》中饰演主角，那是一个叫莲花的中国女孩，角色被设定成中国版的蝴蝶夫人。
黄柳霜早期的造型，是留着和同时代艳星Louise Brooks一样的直刘海Bob头，蜿蜒细眉下有一双眼线高挑的黑眼睛。这双眼睛在电影中常常被用来表现望向镜头远方的朦胧迷离，毕竟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东方女人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神秘又无辜的罪孽美。她在那时得到的角色不是身份低贱的蒙古女奴，就是惨遭白人抛弃的无名情妇，穿着盖不住大腿的短旗袍，或莫名其妙的布片式围裙。好莱坞早期的东方情调就是这样一个将日本、埃及和中国元素融于一炉的光怪陆离样，黄柳霜在这些艳俗画面里，总被塑造成大腿上盘绕着蛇蝎的原罪化身，或表情空洞得像木偶一般的中国娃娃。
1928年，黄柳霜前往欧洲寻求演艺生涯的新发展，试图摆脱好莱坞对其华裔身份的刻板定位。欧洲旧大陆的观众只在乎她是个会演戏的中国女人。她在英国拍摄默片《唐人街繁华梦》，饰演爵士时代的一名跳舞女郎。虽仍脱离不了艳丽路线，却难得地与真实的她有契合之处。撇去黄种人的肤色，穿着亮片低腰线舞裙，身高170厘米的黄柳霜本就该是当年那些离经叛道的Flapper Girl一员。《时代》周刊的Richard Corliss说黄柳霜“高挑、娇媚、成熟优雅，让人销魂。男人们会产生强烈的热情，想要描述出她的美。”这部作品是“她最棒的电影，她展示了最释放的表演，这是默片最后的伟大之作。”1932年，黄柳霜与当时红遍影坛的艳星玛烈·德列治合作拍摄了斯登堡导演在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上海快车》。仍旧是一个旧中国红楼翠幔里走出来的青楼女子，却被她演出了几分柔弱中的刚烈。
在欧洲社交圈，黄柳霜如鱼得水，甚至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妇女得此礼待，像是天方夜谭。可惜她返回美国后拍摄的影片中，却不乏带着辱华成分的角色，正是这一点，使她没能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关注。虽曾在中国逗留过11个月，但她除了去鸿翔旗袍店做衣服，上《良友》杂志拍摄封面，到名媛家里买珍珠项链，并没有拍摄过任何电影。甚至在她乘的船抵达上海之前，还有报纸撰文讨论是否不该让这个辱没了中国人形象的好莱坞明星上岸。不过，黄柳霜不仅和林语堂、梅兰芳等中国文化艺术名流有过来往，更曾经在后期的演出中自觉扮演起为中国人形象端正视听的角色。
在好莱坞，黄柳霜的身份是华裔后代，而在中国，她又被看作好莱坞明星。正是这种隔山观景的感觉把她的美丽距离感打造得格外神秘。她被传媒赞赏为“一朵透过象牙散发红光的玫瑰”。
1934年，黄柳霜被纽约模特儿组织Mayfair Mannequin Society选为“全球衣着最佳女子”。今年早些时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务研究院就曾将她的一套戏服收入展品中，作为美国当代女性穿着方式的六种原型之一。那套戏服出自好莱坞造型设计师Travi Banton之手，是一条绣着金龙的曳地丝绒长袍，集中了Art Deco式的东方元素。不仅衣服本身有着沉重华丽装饰与轻柔面料的材质对比，黄柳霜当时的极简发型也和华丽的东方风格相对应。东西交融是黄柳霜风格中最经典的部分，当年她第一次返回中国时，曾在上海滩掀起一股旗袍配裘皮的风潮。
西方时尚圈每每追忆起黄金年代里的东方情调，黄柳霜总是绕不过去的偶像。Cecil Beaton和Grace Coddington合作拍摄Tina Chow时，就把她塑造成1970年代的黄柳霜。而从John Galliano和Yves Saint Laurent的东方主题里，你也常常能看到这个留直刘海女星的影子。
晚年的黄柳霜在纽约置办房产，靠出租收入维持生活。她虽没有像许多同时代的明星一样，过着辉煌之后满目疮痍的生活，却也免不了孤独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