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显赫欧洲私人珍藏拍卖专场中的重量级拍品将首次对外亮相。 「欧洲私人珍藏中国艺术珍品」专场将呈献18件私人瑰藏精品，涵盖康雍干三朝盛世的御用瓷器、掐丝珐琅器、玉器和寿山石等古代工艺精品，部分藏品近五十年从未在市场上出现过。
「宫廷御珍」专场则将呈献精美宫廷铜胎掐丝及錾胎珐琅器以及文房器共19件，当中有以仙鹤、太平有像、吉祥神兽等吉祥题材的作品，亦有以仿古纹饰为题材的宫廷陈设用具等。 另外值得瞩目的是一对清中期紫檀雕西番莲纹博古图大屏，传由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收藏，其尺寸硕大，纹饰带有浓厚的西洋风格，为同类作品中颇为少见一例。
「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则涵盖共25件精选古代工艺品，重点展品包括一件原为胡惠春家族1985年之前收藏的清乾隆仿官釉双系三足鱼篓尊（估价: HK＄ 500万至700万），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出生于上海的胡惠春（1911-1995）乃中国鉴藏界之佼佼者，「暂得楼」楼主，一生醉心中国艺术，曾将私蓄珍藏慷慨捐赠上海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并成立香港著名收藏家团体敏求精舍。
精选拍品：
「欧洲私人珍藏中国艺术珍品」专场
清雍正 窑变釉太极八卦纹抱月瓶
「雍正年制」篆书刻款
估价：HK＄ 3.5 million - 5 million
来源：于1970年7月17日购自伦敦古董商Sydney L. Moss, Ltd., 并由家族继承
重要欧洲私人收藏
扁圆身，直口，双螭耳，圆角长方形圈足。 颈部一道凸弦纹，腹部两面中央膜印太极，周围凸饰八卦一圈，器身两侧各饰二乳钉纹。 器身通体施窑变釉，红、紫、蓝、月白色相间，釉面垂流自然。 底部刻「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
雍正一朝所见太极八卦抱月瓶多为仿古釉，然仅见仿官及哥釉者，而仿钧釉者目前仅此一例。
抱月瓶又称为扁壶，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则是参照伊斯兰金属器，见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编，《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页357-375。 窑变釉是清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仿宋代钧窑玫瑰紫釉而繁衍出的颜色釉品种，采用两次或多次上釉的方法。 釉料中除铜外还含有微量的钛或钴、锰、铁等呈色元素，在1280至1320℃的高温还原气氛中，各种金属粒子自由结合，形成斑纹。 由于铜元素的不稳定，窑匠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把握窑温及窑内气氛，以达到最完美的呈色。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帝于雍正三年(1725)及雍正六年(1728)命宫中人员辨识清宫旧藏钧窑瓷器，并下旨仿烧宋钧釉瓷。 唐英于雍正七年(1729)曾派吴尧圃至河南对宋代钧窑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御窑厂仿制。 从雍正八年(1730)年后的档案可以看出雍正帝下旨烧造仿钧釉瓷器的记录频频增加，可见其对钧瓷极为欣赏，见余佩瑾，〈仿古创新〉，冯明珠编，《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年，页227-228。
雍正帝除在艺术上慕古创新外，在思想上也笃信禅宗，对道教方术亦有很大兴趣，认为「道教炼气凝神，与儒家存心养气之旨不悖」。 此瓶不仅代表雍正时期皇家用瓷在艺术方面之仿古创新，亦体现雍正皇帝倡导之宗教思想，独具意义。
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极八卦抱月瓶一例，尺寸较此瓶稍大，博物馆编号中瓷003964N；伦敦苏富比曾售出一件清雍正仿官釉太极八卦抱月瓶，2006年11月8日，编号173。 另见玫茵堂旧藏一件清雍正窑变抱月瓶，但瓶身无凸饰太极八卦纹，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四，下册，伦敦，1994-2010年，图835。
清乾隆 仿汝釉太极八卦纹抱月瓶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5 million - 8 million
来源：重要欧洲私人收藏
扁圆身，直口，颈部两侧饰螭耳，圆角长方形圈足。 颈部有一道凸弦纹，腹部两面中央膜印太极，周围凸饰八卦一圈，器身两侧各饰二乳钉纹。 通体施仿汝窑青釉，呈天青色，釉面布满细密开片纹。 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此瓶器形硕大，为清代景德镇御窑厂陶匠巅峰之作。 此类器形的烧造对胎质比重要求极高，否则容易承受不住窑内高温而导致变形。 匠人在保留了前朝简洁素雅器形的基础上又作出创新辅以膜印纹饰，并且以娴熟技艺通过对窑内温度控制，模仿宋代汝窑釉上的蟹爪纹，既突显了仿汝釉之雨过天青之美，又体现了乾隆帝对宋代御用名窑之追慕。
该瓶器身膜印太极八卦图，饰「干、坤、坎、离、震、巽、艮、兑」卦，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而道家以八卦阐述天地运行之道，并作参透当下、预见未来之用，其意义与当朝天子所负治理天下之重任相呼应。 抱月瓶又称为扁壶，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则是参照伊斯兰金属器，见 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编，《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页357-75。
乾隆一朝之太极八卦纹抱月瓶颇为罕见，此瓶袭前朝之风，在器形及纹饰上均延续雍正一朝同类抱月瓶，参看本图录中另一件清雍正仿钧窑变釉太极八卦抱月瓶，编号1；另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雍正冬青釉太极八卦扁瓶可作比较，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辽宁，2008年，页61；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极八卦抱月瓶一例， 博物馆编号中瓷003964N。
清朝除雍正帝以外，大部份皇帝倡导佛教，但对道教也有一定的扶持。 至乾隆一朝，虽然清廷对道教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但在为皇帝庆寿时亦有道教仪式举行，见P.Berger，〈Religion〉，E.S.Rawski 及 J.Rawson编，《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 – 1795》，伦敦，2005年，页132-133。
「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
清乾隆 仿官釉双系三足鱼篓尊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5 million - 7 million
来源：胡惠春家族旧藏
纽约苏富比，1985年6月4日，编号61
尊撇口，短颈，扁圆腹，平底，底承三乳足，足端饰以铁褐色。 腹下有一圈共十二个凸起乳钉。 肩部作对称双系。 通体施仿官釉，釉色粉青，色泽莹润典雅。 底部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鱼篓尊属宫廷陈设用瓷，耿宝昌先生认为此类鱼篓尊属于花器，又称花囊，见《明清瓷器鉴定》，香港，1993年，图452（4）。 鱼篓尊造型始于雍正，至乾隆时期由圈足演变为露胎三乳足式，雍正时期的作品，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茶叶末釉一例，著录于耿宝昌着，《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北京，2005年，卷1（下册），图13。 另见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爵士旧藏一件清雍正仿官釉鱼篓尊，现藏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编码Franks.736。 此鱼篓尊上的乳钉纹则可能受到宋代御窑作品的影响，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香港，1996年，图129。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之乾隆时期鱼篓尊有三例：见清乾隆仿汝窑鱼篓尊一例，著录于《故宫陶瓷馆：下编》，北京，2010年，图381；另有一件清乾隆仿官釉双系鱼篓尊可资比较，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香港，1999年，图209，页231；另有以炉钧釉烧制而成者，见冯先明、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北京，1994年， 图93；上海博物馆亦有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纹鱼篓尊可供参考，见《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3年，页229。
另比较相似的清乾隆仿官釉双耳鱼篓尊两件，同属胡惠春先生旧藏，出版于《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香港，2005年，图31，页96。 另见玫茵堂旧藏一例，著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2，编号872，后于香港苏富比售出，2011年10月5日，编号5。 另见纽约苏富比曾售出仿汝釉一例，同属胡惠春家族收藏，1985年6月4日，编号60，后由香港苏富比再售出，1989年11月14日，编号189，著录于《香港苏富比二十年》，香港，1993年，页228，图323，以及Eskenazi Ltd.，《Qing Porcelain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伦敦，2012年， 编号11。
对于官窑瓷器的烧造，乾隆帝延续雍正一朝求古创新的风格，命御窑厂继续仿烧宋代汝、官、哥、钧、定等宋代名窑，皆甚为成功。 其中仿官者釉质莹润，釉面或无开片，或有冰裂片纹，又因胎质色黑，更能呈现宋代官窑「紫口铁足」的效果。 此鱼篓尊正是乾隆仿官釉器中又一佳例。
清乾隆 青花花卉福寿双全如意耳扁壶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2 million - 3 million
来源：传1890年前法国勃艮第私人旧藏，后由家族继承
巴黎Oger & Camper拍卖行，2011年3月7日，编号77
壶撇口，短颈，扁圆腹，圆角长方形圈足，颈部两侧对称饰如意耳。 器身口沿下及腹部侧面绘缠枝灵芝纹，器身主体绘缠枝莲花地并作桃形开光，内绘桃枝和双蝠，寓意「福寿双全」。 器底圈足内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此式扁壶为清宫御制瓷中经典样式，始见于乾隆，止烧于道光，其造型由明永乐、宣德官窑青花扁瓶发展而来，青花花卉纹中特别绘制细小斑点，刻意仿明代官窑青花之铁锈斑。 清代初期景德镇御窑厂每年按内务府造办处设计的样式烧造御用瓷器，秋、冬两次运送至内务府，称大运琢器，道光朝内务府造办处档中的原名则为「仿宣窑青花福寿双带马褂瓶」。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一例，见米山寅太郎着，《静嘉堂宝鉴》，东京，2006年，图49，页58；另见南京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青花花卉福寿双全如意耳扁壶，与此壶无异，见徐湖平，《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4年，页220；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亦藏有一例，见《Beauty and Tranquility. The Eli Lilly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印第安纳波利斯，1983年，图116；香港艺术馆曾展出同样一例，见《华光艹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1973年，图6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嘉庆一例，形制及纹饰与乾隆一朝无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页162，图版148。
香港苏富比售出一件几乎相同的乾隆青花扁瓶，2015年10月7日，编号3725，另有一例由伦敦苏富比售出，2011年11月9日，编号201。
清乾隆 铜镀金嵌宝石亭式转花钟
估价：HK＄ 800,000 - 1.2 million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
此钟整体造型为亭式建筑式样，通体镀金。 瓶形花蕾作钟顶，钟上部亭顶四面饰飞鸟，飞鸟下饰团花，四角及顶端嵌铜镀金饰件。 钟正面饰镀金镂花，正中为白色珐琅钟盘，钟盘四周嵌料石一周。 底座嵌萱草纹一周，底座正面有嵌料石转花一朵。 底座侧面为上弦器。
西洋时钟的引进是西方传教士通往中国皇宫贵胄的桥梁。 早在明代末期，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将西方所制两件自鸣钟献予万历皇帝，从此打开了西方使者与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明百姓沟通的话题，为中西文化交流敲开大门。 清代以降，西洋时钟不当成为清廷统治者的喜爱之物，亦受到达官显贵及商贩的追捧。
西洋时钟能够准确的呈现时历，这与中国统治者对天文、历法等相关支持的垄断和掌握一脉相承。 天子对时间及历法的掌握，蕴含其君权神授的象征意义，因此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喜爱。 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即抱有极大的热忱，他曾作诗《咏自鸣钟》一首，曰：「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如。 轮行隋刻转，表指按分移。 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 清朝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由此看出，自鸣钟已成为康熙帝安排生活及工作的必须之物。
犹如其祖父，乾隆皇帝历来热衷收藏西洋钟表及其他奇器，作为其闲逸消遣的高级玩具及奢侈摆设。 此期间宫廷除了大量进口欧洲钟表之外，亦命宫廷造办处以及位于扬州、广州的作坊制作钟表。 中国工匠挖尽心思，配合黄金、玉、漆、象牙、宝石、紫檀等名贵材料，制作出大量供赏玩的各式时钟，此转花钟正是广州制作用于进贡宫廷之其中一例。 此转花种装饰及形制明显受到英国时钟影响，类似一例见日本根津美术馆旧藏一件嵌宝石钟，后于香港佳士得售出，2008年5月27日，编号1511。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藏有一例可资比较，见陆燕贞，《清宫钟表珍藏》，香港，1995年，页170；而北京故宫清宫旧藏另一件清乾隆木楼嵌铜活三套钟，虽为木制，但整体形制与四足与本拍品极为相似，见澳门艺术博物馆，《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展》，澳门，2004年，页297，图107。 另见香港苏富比曾售出一件清乾隆铜镀金嵌宝石塔式乐钟，2012年10月9日，编号3021。
「宫廷御珍」专场
清中期 紫檀雕西番莲纹博古图大屏一对
估价：HK＄ 6 million - 8 million
来源：传由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收藏，后由家族继承
屏心为紫檀木制，后配鸡翅木框，尺寸硕大。 每屏屏心分别雕上、下一圆及一方形开光，开光外满工西番莲卷草纹，纹饰带有西洋式巴洛克风格，圆形开光由夔龙组成，屏心下部为长方形开光，四面开光内均雕博古图，琴棋书画、笔墨宝砚、文房四宝、金石古玉、香炉花器，一应俱有。 雕工精湛，细致惊人，叹为观止。
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法国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其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全文共计七卷，是全世界最长的小说。 作品结合作家亲身经历，细腻刻画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国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心理活动，开创「意识流」小说之先河。 马塞尔的父亲阿希尔是知名的传染病学家，专研对霍乱疾病的治疗。 在他服役期间曾多次造访亚洲，并对控制及治疗霍乱做出重大贡献，并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紫檀木料极其珍贵，虽然明代开始为宫廷所用，但后因宫中木料匮乏，便遣使于东南亚寻找紫檀原料存于宫中以供后日使用。 至清朝时，宫中所使用紫檀原料皆为前朝所取。 清代宫廷家具的设计和生产一般都需要按照皇帝的要求制作，整个过程都有内务府及造办处协调完成。 从《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的记录也可知，清廷对犹如紫檀这样珍贵木料的控制也非常严格。 即使内务府顺应旨意不断向民间征收上等紫檀木料，但宫中紫檀木料至十八世纪已经开始匮乏，见郭福祥，《The Art of Furniture-Making in Imperial China, 2nd Century BC - 18th Century》，巴塞罗那，2006年，页111及113。
此对屏上的所雕西番莲卷草纹以及贝壳纹饰带有浓厚的西洋风格，这种风格在雍正至乾隆年间清宫家具中已经十分流行。 自十七世纪开始至道光时期，清代统治者逐渐对西洋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清宫建筑及艺术装饰上得以体现，其中以圆明园最为闻名，而当时园内所陈设的家具及艺术品，亦有明显的西洋风格。 当时宫廷的木匠大多来自广东和苏州，他们进入造办处后不断将各地家具工艺融会贯通，形成了「京作」。 此对屏之雕工融合不同风格，而当时制作所耗之工、之时、之料不可估量。
贝类纹饰多见于法国洛可可风格装饰艺术之上，清朝统治者亦将其借用于皇家宫殿之上。 如在圆明园海晏堂的建筑上即可见到很多贝类装饰，见一幅1786年印海晏楼铜版画，著录于《圆明园：大清皇帝最美的梦》，台北，2013年，页258-259，图V-10；另见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紫檀西洋花纹扶手椅，其靠背上亦雕有贝类纹饰，参看《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下）》，香港，2002年，图39。
清式家具的工艺和风格可算是在雍正、乾隆两朝奠定。 社会整体的审美观从崇尚简洁演变为追求华丽繁缛，加上当时西洋工艺传入中国，所生产出的家具都有明显的时代风格。 本拍品有着承先启后、仿古创新及具备东西文化的特色，就像在官窑瓷器和玉雕上看到的风格一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重华宫紫檀屏风八扇，所饰的博古纹与本对屏风可作对比，见《故宫建筑内檐装修》，北京，2013年，页148-151，编号129。 另外，本对屏风上所饰之开光龙纹也具有明代遗风，可对比伦敦维多利亚及阿伯特博物馆藏一桌，定为1550-1600年，见C.Clunus，《Chinese Furniture》，香港，1988年，页57-59，编号47。
紫禁城重华宫西次间家具陈设里北墙靠墙有一紫檀雕花顶竖柜，其纹饰与本拍品可资对比，唯重华宫之例雕刻较为浅，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下）》，香港，2002年，图版260；也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中期紫檀嵌桦木柜格，下部对开两门的门心正中所雕的折枝牡丹纹与本拍品相似，同样也是在周围雕西洋巴洛克花纹，见《永乐文渊 – 清代宫廷典籍文化艺术特展》，澳门，2007年，页463，编号149。
另参考一对清乾隆紫檀椅子，也饰有西洋巴洛克风格卷草纹，售于香港佳士得，2008年12月3日，编号2503。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仿古饕餮纹大尊
估价：HK＄ 900,000 - 1.2 million
尊圆形，唇口，丰肩，口沿下及肩部饰如意云头纹一组。 颈部及器身饰仿古饕餮夔龙纹，器身近足处以绿珐琅为地色，饰缠枝莲纹。 器底为凹，以掐丝珐琅饰冰裂纹。
乾隆皇帝在艺术上主张仿古之风，极其重视宫中所藏商周清宫彝器，并对前朝特别是明代景泰年间所作铜套掐丝珐琅器尤为欣赏，并特意下旨命造办处照《西清古鉴》仿之。 此尊仿汉代青铜饕餮纹尊，结合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工艺，融合如意云头及缠枝莲花等新元素，凸显乾隆一朝宫廷掐丝珐琅慕古创新之风。 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掐丝珐琅兽面纹出戟罍，《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3》，北京，2011年，图81。 与此尊类似的如意云头纹，见瑞士皮埃尔·尤尔德理旧藏，《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纽约，1989年，图228。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一件乾隆仿古尊，可资比较，B.Quette编，《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纽约，2011年，页92，图5.20。
此尊体型硕大，其尺寸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另一件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寿桃大尊基本一致，见《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3》，北京，2011年，图79及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