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为观众交代真凶从哪里来
问：在一开场就把灭门案的经过放出来，是不是为了让观众尽快的进入故事？
曹保平：这个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不可能等到最后才知道谁是灭门的凶手。他们几个一出来，观众就会猜是不是他们。但是你要是不告诉观众，那还是有一个悬念，观众会一直猜，那到结尾的时候；你告诉观众就是他们，观众就会觉得没意思。因为你演半天才说凶手就是他们，那我早猜到是他们了。所以就一上来就告诉你，凶手就是他们。
那这样就带来第二个难题。小说是靠这个建立悬念的，那开始就说了谁是凶手，怎么到最后反转？就需要再重新建立。现在出现的第四个人物就是为了让观众最后的方向颠覆掉。
问：第四个人是怎么考虑的？原小说里完全没有。
曹保平： 原小说里有个问题，他们三个人是灭门的凶手，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它违背生活逻辑。如果他们三个是善良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灭一家五口，还把所有的痕迹收拾地干干净净，只留了一个指纹，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下不了手，杀五个人跟杀鸡不一样，那个血光四溅，正常人是受不了的。这个说服不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提不成立，那在电影里不能让这个前提继续下去。那就换成另外一个可能的前提。这三个人是混混，可能打架、杀人都干过，这次是阴差阳错在绝境下能下得去手。但是能下去手的前提是，这三个人从小长大就是混混，在社会上乱来的。但是要是这么设定在后面又说不清了。因为要是混混，他不可能杀了五口人以后就做好事赎罪。这个又不成立了。
邓超：像“小丑”希斯-莱杰一样体验角色
问：《烈日灼心》很虐心，你在演这部戏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
邓超：把自己关起来，和角色待在一起，不出门，穿着小丰的衣服（那套协警服），然后到地摊上给小丰买内裤，穿在自己身上。那几个月就穿那些，不穿邓超的衣服，不穿邓超的内裤，不出去吃饭，不跟组里人说话。哦，拍戏间隙去了一趟《我是歌手》，当时一直拒绝海泉，我印象很深，他给我打电话，说“超儿，我们这有一个驻唱，你能不能过来”，我说我现在的状态完全没法去一个综艺节目。还去唱歌？又蹦又跳？后来海泉屡次打电话，我就去了两天，也是神经质，也是一次……
问：神游！跳脱了一下。
邓超：对，用的这个词很对。其实我厦门也有很多朋友，见面可以，但是不一起吃饭，因为我觉得小丰去不了那些地方。我也去了警局，体验一下协警是怎么工作的。协警是不能够配枪的，也不能配手铐，甚至衣服装备都是自己买的。包括怎么接活，因为你要跟着警察出去接活，你要是接好了，就能跟正式警察出个警，没有的话，那你就只能在那儿值班。然后给自己加了一个黄胶带，还有那个塑料的锁扣（用来绑手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备的装备。当然，外化的东西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跟小丰多住在一块儿，多去感受那种逃亡的感觉。就像我喜欢的“小丑”希斯-莱杰，他每拍一个戏，就会去一个旅馆，自己住七天，一直跟自己说话。
段奕宏：警察难演，要靠精神气质取胜
问：伊谷春这个角色是个警察，警察这个职业给人的惯性认知是某一种固定的形象，代表正义，代表国家公权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立体化，这会不会成为你接演《烈日灼心》的障碍？
段奕宏：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我从剧本上没有看到这个角色有别的可取之处，我很担心我呈现出来就只能是这样。当我作为观众去看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我能呈现到什么程度？我能塑造成什么程度？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平平的，都见过。最开始我为什么拒绝（《烈日灼心》）呢？就是这个原因。警察这个职业我不熟悉，原剧本对这个职业的描述笔墨都是有限的，我就会想，这么一个有限笔墨的人物，就有可能代表导演的重心。如果篇幅有限，导演的精力又不在这儿，只是一个辅助角色的话，那就更没可能我们一起呈现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警察形象。
问：后来你们是怎么讨论伊谷春这个角色的？
段奕宏：然后就聊啊。成全这个人物不能靠我一己之力，一定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电影）一定是几条腿走路。缺一条腿，你认为可以，那好吧，我肯定就不来了。你认为不可以，那行，至少说明你的态度在这儿，那咱们有机会。就像当年的元朗（《士兵突击》）一样，你认为很重，有什么措施吗？我们一起来创作。首先作为导演，你有这个态度，那么我在关键的时候有解读和创造的权力，我们一起来造就这个人物，那行。心里有这个踏实的感觉，我才接受了这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