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供给群体
民国初年，北京参与书画市场的群体众多，旧皇室贵族、遗老遗少、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和传统收藏家，无不涉足其中。而作为艺术品市场流通首要链条的供给者，主要还是以北京地区的书画家为主，他们是市场商品来源的主力。北京画家群体有着自身的特质，其构成颇为复杂。京城作为明清帝都，存在有大量宫廷书画家、谋职的传统文人画家以及民间的职业画师等，他们创作的无数作品进入到市场流通，使得北京的书画市场商品异常充足。
其时出身贵族的画家，他们参与市场的目的和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溥佐、溥雪斋、溥松窗、于非闇、余绍宋等人，他们作为满清皇室贵族之后，均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书画造诣相当深厚。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失去俸禄的贵胄子弟，有的不得不以鬻字卖画为生。但他们本身具备有一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虽然也卖画，却都能坚持个人的艺术主张，不为市场情形所左右。
还有些具有民国政府官员身份的画家。代表性人物如金城、陈师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这些人广泛利用其自身所掌握的各种资源从事书画活动，虽然也定制润格，但却不以盈利为其主要目的，书画家的身份也只是他们所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之一。
当然，市场还是以职业书画家为主。如俞陛云、齐白石、陈半丁、柳青、陈少梅等，他们处于民国书画市场供给方的最底层，但本身艺术修养颇高，为了谋生，时常会根据大众的喜好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的需求。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画家之外，南方地区的画家也纷纷涌入北京。民国17年(1928年) 秋，张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经陈三立介绍，认识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畲。从此张大千与溥心畲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吟诗作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画作也多次在北平的琉璃厂共同展出，销路甚畅，因此有“南张北溥”的说法。同时，民国24年张大千在北平卖画时，又结识了于非闇，于非常赏识张大千的画作，在报纸上写文章大加赞赏，在艺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张大千在北平多次举办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张大千的成名与北平的画家群体及繁盛的艺术市场是分不开的。
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人也曾于同时期寓居北平。齐白石于民国6年为避兵乱从湖南湘潭漂泊至北京。当时已是53岁的齐白石栖身古寺，在附近琉璃厂的南纸铺刻印卖画，以谋生路。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生活异常艰辛：“朝则握笔把刀，目不暇给，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谁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别离，亲戚朋友不得相见!”由于其学八大的冷逸风格不对市民口味，作品的销路不好。后来他结识了陈师曾，陈建议齐应自创风格，改进画法以适应民众对绘画的偏好。其后，陈还将齐的作品推向海外，从此齐白石声誉日隆，求画者不断。而黄宾虹定居北平，已经是民国26年，因受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聘鉴定书画，随后又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邀任国画研究室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于是便移居北平。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黄宾虹的生活陷入困境，经常三餐不济。
画家的作品除了以卖画方式流入市场外，清宫书画大量外流也是市场藏品的来源之一。当时在清宫中，上自皇帝下至太监，都把皇室收藏的古书画当作发财之道，纷纷盗窃出卖，以致琉璃厂宫廷藏品交易异常繁忙。同时催生出造假的风气，特别是在地安门一带，形成了专门伪造宫廷书画来赚取利润的造假作坊聚集区，俗称“后门造”。
这时期北平还有大批旧官员失去俸禄，成为遗老遗少。这些人以前大多都有着收藏古玩的嗜好，为了继续维持奢侈的生活，便开始变卖家中世代所珍藏的古董字画，成为市场的供给者。并且每一公卿去世，其家所出售者，必书籍字画。“如怡亲王载垣，自被爵后，其子售书画三十年始尽”。这种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畲无钱为母亲办丧事，被迫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张伯驹。
经营场所与交易方式
市场之所以繁荣，除了拥有一批画家等艺术品生产群体之外，还应有作为中介机构的古玩商铺及一些书画商人。这时期的书画交易方式多样，主要有通过艺术品经营场所或中介人购画、画家制定润例卖画、直接向画家定购、举办展览售画等。
当时北京经营书画的古玩市场主要有琉璃厂、前门、大栅栏、隆福寺等。其中尤以琉璃厂最具特色。琉璃厂自清代兴盛，民国时期已成为北京古玩交易的主要场所，北京的古玩店大都集中于此，如文禄堂、蜚英阁、松筠阁、保古斋等，它们各有特色。很多文人都到这里淘古董书画，像鲁迅就好几次在其笔记中提到来此购买碑贴拓片和古旧书刊。孙殿起也经常光顾这里，并留下了《琉璃厂小记》等详细记录此地经营交易状况的书。此外，还有一种是北京市场所独有的中介机构——挂货铺，天桥挂货铺经常出佳品，索价较厂肆为廉，这也是挂货铺在京城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除专门的古玩市场外，这时期北京一直还存在着地摊式经营的旧货市场，即所谓的“鬼市”。 事实上，这种集市早在唐代就已存在。唐郑熊在《番禺杂记》中说：“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民国的北京“鬼市”主要集中在天桥、西小市、东小市、高粱桥、朝阳门外等，曾兴盛一时。清末民初，一些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常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来此换钱，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把窃来之物趁天黑在这里卖出。这里的古玩商贩总是半夜时分打着灯笼赶来抢位设摊，很像鬼影随行，于是就被人们称为“鬼市”。由于鬼市经营的古董大都来路不正，因此价格十分低廉，是人们捡漏的好地方。但鬼市至1949年之后基本绝迹了。
市场书画交易方式不一定仅限古玩市场等经营场所。这时期画家选择进入市场的途径已是多种多样，碍于面子，大多数画家会选择传统的中介机构，如古董铺、笺扇庄、南纸店、茶楼及装裱店等代理悬挂笔单宣示润例。书画家挂笔单(润例)多见于南纸店，纸店可从中收取一至二成酬金。另外，有的画家把润例直接张贴于其住所，亦或刊登于报刊杂志，这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润例的多少是以书画家的名气、地位等因素决定的。
还有一部分书画家是通过参与社团展览这种新兴中介进入书画市场的。北京地区有中国画学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和湖社等社团组织。各社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活动，一方面宣传了社团的艺术主张，扩大社会影响力，壮大社团力量，另一方面，由画会的成名者代订润格，通过画会进行宣传出售作品。如湖社第四次成绩展，售画所得款项近2800元;第六次成绩展售画所得款项千余元。还有的成员一次展览就销售达百余件：“本社干事金荫湖，最近赴吴兴原籍扫墓，便道沪滨，将所携带湖社同人画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公开展览，闻售出之画，有百件之多。”另外还有天马会历届展览中，画作都标有价格出售，并且规定所售画作须缴纳20%用于社团资金。
众所周知，成熟的市场都会有相应的书画经纪人出现，民国时期的北京也不例外，并且群体相当庞大。书画经纪人又称牙侩、牙郎、牙人、掮客等。牙侩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至明代时活跃有一大批牙人，如吴其贞、张黄美就是当时的典型人物。这些人奔走周旋于书画作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牵线搭桥，评鉴真伪，协调价格，收受转交润金等，成为书画家进入艺术市场销售其画作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购藏群体与书画作伪
繁荣完善的书画市场除了供给群体和中介外，收藏群体则是艺术品交易能否完成交易的关键，处于整个市场体系的终端。北京的购藏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王公大臣、社会名流、文人学士、市民商贩以及外籍人士等。
民国北京浓郁的文化与政治氛围，使得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在书画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其他城市较为少见。北京政府官员大多附庸风雅，他们不仅追捧古代书画，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被纳入其购求之列。当时有个叫徐燕孙的画家，其作品已受到市场青睐并成为政要竞相购买的对象。徐回忆起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的情形：捧场者颇多，卖出各件，多大字标贴某局长定或某处长定。既然徐的画作这么受欢迎，惹得众人眼红也在所难免，以致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徐的徒弟，偷偷地复制老师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伪卖画。
其时还有个叫邱震生的人，是虹光阁古玩铺的弟子，他经常跟文物收藏家打交道。据他观察，店里主要的顾客有前清翰林庄蕴宽、袁励准，北京政府官员汪大燮、易培基，鉴赏收藏家朱幼平、叶恭绰、张伯驹等。即便是在看似档次不高的挂货铺，也时有军政界人物及文人学者前去搜集购求。他们购买书画、文房四宝和其他古玩。比如像盛宣怀这样的官员就非常喜欢收藏，其藏品有一定的规模。
至于传统收藏家群体，一般也以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居多，如张伯驹、张允中等。当时北京书画市场的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专程前来购买，据报道：书画藏家蒋毅生氏夫妇来平避暑，近来字画购入甚多。上海大藏家庞莱臣，现已来平，收购旧画之兴甚豪，王亮之《吴仲圭渔夫图》，已有庞莱臣君购去矣。
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欢购买书画，而且群体非常庞大。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收入居中的阶层，其购买书画作品主要为装点居室所用。他们思想开放，并拥有较稳定的收入，具备文化娱乐消遣的素质和资本，购买艺术品成为其提高生活品位的标识。
市场的高度繁盛，也催生了伪造古书画的风气。像上文提到造假作坊和从事赝品造假的书画商人在北京不在少数。还有一些画家亦纷纷通过摹古制假，以牟取暴利。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大千的名声还不如今天这样高，他临摹古画却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就连精通鉴定的黄宾虹也曾被骗，拿着自己收藏的石涛真迹来换取。张大千同京城琉璃厂古玩字画商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等人有交往，这些人给他销售临摹的古画。当然，他的“假画”由于水平高超，现在依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当今，北京俨然已成为全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中心，其市场的冷暖已成为各地的风向标。但我们不应忘记民国的北京，那个大师辈出年代，他们为求生存而创作的作品已成经典，成为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争夺对象。那些宝贵的市场经验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给了我们很多的感悟和启示。虽然那个时代已渐渐远去，但所带给我们那些色彩斑斓的记忆却是永远抹不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