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欣赏清雍正乾隆时期的盖罐和茱萸纹盆。大英博物馆藏。
当我们这一辈人头一次听说世上有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仅仅过了二三十年，中国的年轻网友们就会用轻松的口吻并无恶意地标签不列颠民族的性格为“蠢萌”。在新世纪的中国眼里，英国居然是个可爱的、有点天真有点傻的“萌物”。
《瓷之韵》展览从一个侧面——瓷器——曝光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英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曝光了在整个世界的动态时空中英国如何最终得以抵达中华文明圈。观众很容易为展厅里温润如玉的明代龙泉青瓷大盘、粉嫩风骚的乾隆粉彩瓶打动，但要真正读懂这个展览，却需要一点史实方面的知识，历史初级读物里读不到的知识——但其实却是商业史、贸易史、科技史换言之文明史的常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上，瓷器制造长期是中国独家技术专享的行业，世界其他地方都无法掌握同样的制瓷技能，只能用烧陶工艺来模仿中国瓷品。欧洲直到18世纪才烧出近似中国瓷器的所谓“软质瓷”，说实话所谓“软质瓷”是个自欺欺人的概念，不打自招地表明其远低于中国瓷的基本技术指标。因此，瓷器便长期都是一种“奢侈品”，从唐代开始，对于世界各地富人来说，一只优质的中国瓷盘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保时捷跑车。所以，不妨把景德镇理解成一个长达五六个世纪的“保时捷生产基地”。
有趣的是，《瓷之韵》以宋、辽佳品为起点，也许那之前的辉煌对于不列颠来说太遥远，太不可企及。不过，这个展览仍然非常成功的介绍了中国瓷器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在大众普及的程度中显露出英国学术之于瓷器研究的高水准，引导我们中国人学会把自家东西置诸全球景观中加以领悟。展出的元青花鱼藻纹大盘、明龙泉窑青瓷大盘特别让人感慨，自宋代直到明代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制瓷的刺激意义，是我们最近刚刚开始回想起来的史实。实际上，把青花瓷认作中国的“民族特色”基本是一种误解，若不是伊斯兰世界对于白底蓝花的瓷器有种超常的喜欢，很难说这一瓷种是否会在元代蓬勃发展起来。另外，伊斯兰世界喜欢体积庞大的瓷器，如此需求无疑催动景德镇工匠努力改进烧制技术，从而满足遥远但却富足且稳定的西亚市场的品位。
鹅形盖碗 中国江西景德镇 制 清·乾隆；约1760—1780年 大英博物馆藏
展览上出现的一件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青花盘”意味深长，因为这件制品触及欧洲最初通过伊斯兰世界的中介见识到中国瓷器的史实，也是欧洲人模仿青花瓷的首度尝试。一如展览说明所言，“这些大宗商品(即中国瓷器)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仿制风潮，形成了以瓷器装饰住宅的时尚。”然而需清楚的是，对于中国青花瓷以及其他瓷种的第一波仿制风潮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余波广泛而深远，至今环地中海沿岸从土耳其一直到葡萄牙的宫殿与大宅里每每可见的青花釉砖墙便是明证。
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欧洲终于获得了进入已然热闹千年的环印度洋贸易圈的资本，也终于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一类机构直接进口中国瓷器。来自英伦的藏品让我们看到似乎不可思议的奇迹，由于欧洲贵族与富人逐渐形成直接来中国下订单的风气，英国名画家霍加斯的讽刺画也会复制在中国外销瓷碗上。随之，则是又一波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潮，只是这一轮发生在欧罗巴之地。展览上荷兰代尔夫特、德国梅森、英国伍斯特等地的陶器或软质瓷生动地展示了被仿对象与仿品之间微妙而活泼的联系。更应进一步注意到的是，历史上各个地区诸多国家先后仿制中国瓷，结果是竞相引发技术革新，引发化学、物理乃至矿物学(寻找适合烧瓷的矿物原料)等领域的推进。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本身乃是19世纪奋发图强的英国的最佳见证。在工业力量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英国精英阶层意识到工业设计以及与之联动的技术举足轻重，于是有意识地进行全世界各地工艺制品的收集，一方面提高国人的见识，一方面为设计界与实业界提供灵感的源泉。正是这一番努力成就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蔚为大观的、几乎涵盖世界各文明的收藏规模。其中小小一部分藏品来到国博，便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瓷器的认知，这个小例子正可证明英国人的眼光、见识与襟怀。
然而这些藏品同时还让人心生另一层感慨。历史上一个个大帝国来了又去，以维多利亚女王与艾伯特亲王统治时期为巅峰的大英帝国则是最近的一个。这个帝国昙花一现般的旋起旋灭，让全然的旁观者也不禁轻叹，然而，感叹之外，还该引出反思，引出对于历史的进一步观照。
“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馆藏瓷器精品展”从一个侧面，曝光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英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曝光了在整个世界的动态时空中英国如何最终得以抵达中华文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