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蒙娜丽莎
恐怕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像达·芬奇那样，作品屡遭援引，饱受解读。达·芬奇被认为受到上帝的启发，作品被誉为神迹，甚至连仿制品也再三被模仿。有人说，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套用一下，有多少《最后的晚餐》就会有多少解构。这幅画的象征意义深厚，比如，约翰的衣服和耶稣的一样；多疑的多玛竖起即将用来触碰耶稣伤口的食指；叛徒犹大是唯一避开光线隐入阴影的人……还有那坚固无比的金字塔构图，都不得不使人们赞叹，这实在是一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叙事画作，观者相信他们所见的是一幅真实的景象。画面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无论从构思的完美、情节的紧凑、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表现手法的纯熟上都堪称经典。当某牛仔裤品牌利用《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拍了一则广告时，人们可谓是惊讶万分：十三个裸露上半身的男模特儿只着该品牌牛仔裤出场，他们的气质狂浪不羁，引发了宗教人士的不满。另一个某著名时尚品牌也做了类似的实验，当然，同样引发了宗教热议。其实这两个例子都是利用艺术史中的经典进行再创造，最后通过与经典符号发生意义的错位而期望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而吸引消费者的眼球。2003年，美国作家丹·布朗出版的一本名为《达·芬奇密码》的小说目前在全球累积销量6千万册，我相信看过小说的人一定比看过达·芬奇原作多很多。小说的中心是个虚构的故事，他假设了耶稣右手边不是圣约翰而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其实是在扭曲人们对艺术对文艺复兴以及历史本身的看法，当然也遭来艺术史家的严厉驳斥。这些让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品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视线，而此时的经典已经成了商家的噱头。
同样的情形更少不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卢浮宫的镇馆三宝之一，这幅画是唯一的肖像画作品。蒙娜丽莎，这位佛罗伦萨银行家左贡多的妻子，通过达·芬奇的神来之笔倾情微笑了五百年。作为最富盛名的艺术品，它的经典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自1919年，杜尚为蒙娜丽莎添上了那撇上翘的八字胡起，颠覆之作便层出不穷。在超现实主义者、先锋派、漫画家和广告人手中，蒙娜丽莎逐渐成为“被娱乐”的符号，各路人马像滚雪球一样加入这个颠覆的队伍之中，从未见有停下的意思。2011年7月，国内著名家具品牌被指造假，该品牌CEO在媒体发布会上尽管数度飙泪，仍未获得民众的同情。各大网站上也在疯狂转载网友通过PS手段将其照片与蒙娜丽莎合成的图片，以达到对其的戏谑与反讽。当然，这样强烈的反讽效果，是借用蒙娜丽莎的经典地位达成的。
彭薇新瑞鹤图
相对于西方艺术史，中国艺术史中的经典被拿来进行的讽刺或者颠覆就显得比较含蓄。11C的中国，带有负面的暗示的作品或者通过山水来表达怨愤的作品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些作品与朝廷期冀的良好秩序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看到宋徽宗主持开始的翰林图画院，这个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美术学院所推崇的艺术无一不是一派祥和、四海升平的景象。赵佶作为一代帝王，政治上一塌糊涂；但作为艺术家，他精妙的花鸟写生与独创的瘦金体书法至今为人所铭记而能找到效仿者。他与他的宫廷所“建立的画风是一种谨小慎微的理想主义它把对自然和吉祥主题的细致观察与最理想的场景结合在一起”。尽管现在题为赵佶的作品分为两种面貌，一是御笔画，一是御题画，但有一幅能被确定为赵佶的御笔画作品是这篇文章里要说到的——《瑞鹤图》。在汴梁宣德门上空，有数只仙鹤盘旋飞翔，画面传达的是天下祥瑞的美好寓意。这幅国宝自散落民间后几经颠沛流离，竟奇迹般地经历宋元明清600年劫后余生，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在当代画家的眼中，能从这幅古代帝王的花鸟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意味。画家崔强的《新瑞鹤图》系列，将花鸟与当代环境结合起来。高耸的烟囱吐出浓烟，周围是瑞鹤展翅。仙鹤、烟囱，一古一今，代表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符号在画面中仍能貌似和谐共处。在这看似和谐的氛围下是巨大的矛盾：工业时代与古典时代的矛盾，现代化城市与大自然的冲突。崔强借助“瑞鹤”的符号，来拷问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传统工笔花鸟画赋予了现世的意义。彭薇的《瑞鹤图》与《新瑞鹤图》属于她的《彩墨锦绣》系列。彭薇很像是“新闺阁女画家，那是因为她关注的总是与身体、服饰有关，往往是属于女性最隐秘的一部分。一只绣履、一件宋代大袍，或者裁缝店弃掉的模特的一只胳膊被她拿来用宣纸层层包裹，也当成了作画的媒介和对象。将中国古代帝王最心仪的《瑞鹤图》画成袍子上的图案，勾勒和晕染皆是朦胧和神秘的，甚至略带有一点感伤的情绪。旧王朝的尊贵与权力被去势化，对历史的缅怀柔化成今天的追梦人。
与上文两位画家不同，艺术家洪磊的《仿瑞鹤图》中，作为主角的“瑞鹤”却不见踪影，天空不再祥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中，一道闪电划破天空，也使仿佛照到观者的心头，一股莫名的恐慌和惊心动魄之感。他用摄影来表现，看似在真实场景与梦境中的转换，你我都嗅到死亡与压迫的味道。
刘野《蒙德里安与我》
人类仿佛天生就对太过完美的东西有破坏的欲望，但往往也会对经典行脱帽礼而再三向传统致敬。荷兰风格派的代表人物皮特·蒙德里安见识到毕加索等人的立体派作品时很受震动并开始研究立体派的绘画风格。但他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开始用三原色组成几何形的抽象画面，追求一种极端抽象的画面而完全摆脱外在的形式，因此被赋予“冷抽象”的称谓。他影响了风格派的其他成员，里特维德甚至把他的“红黄蓝”放入了施罗德住宅中。
著名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收藏了许多蒙德里安的作品，他的许多设计灵感也是源自这位荷兰画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圣洛朗推出了一系列女士短裙，将蒙德里安的色彩与服装的剪裁巧妙的融合为一体，可谓绘画与设计二者巧妙的结合的出色实验。这些被称作“蒙德里安裙”的短裙在当时轰动一时，并被列入圣洛朗的代表作之一，并在八十年代来中国展出过。然而，这个向蒙德里安致敬的话题并为结束，自圣洛朗之后，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这个队伍。
当代人对蒙德里安的理解多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一开始也是由设计师最先介入。敏感的设计师们从他的冷抽象中看到了设计中熟悉的元素：单纯的色彩、直线、几何元素。于是我们在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上都能看到蒙德里安的灵魂附体：玻璃花瓶、耐克运动鞋、浴室壁橱、壁炉、钟表……当然，也少不了里特维德著名的红蓝椅。
在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中，蒙德里安在刘野的作品里担任了第一主人公。在这个蒙德里安系列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大头的卡通小人儿，她要么站在一面巨大的墙下，抬头仰望一幅高悬的蒙德里安的作品；要么胳膊下夹着 一幅蒙德里安的作品独自前行；有时是个站在蒙德里安作品下面带翅膀的小男孩背影；也有时是个同样卡通形象的成年女性在翻看蒙德里安的画作；甚至有一幅卡通版齐白石在云朵上阅读蒙德里安……画面在很少出现其他背景，常以幕布或一堵代表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墙壁为主，亦或是干脆平涂一个背景，让人看不到具体的时空。伴随着的只有一抹地面上孤独的影子。对的，强烈的孤独感是刘野的作品给观者最大的感受。也许刘野所追求的也正是在这个纷杂的社会中孜孜不倦追求最后的单纯的小小人儿。在《蒙德里安与我》中，回到孩童时期的刘野站在蒙德里安的作品旁边，他看上去如此害羞和单纯，默默地表达他对蒙德里安的致敬。
大部分的古代艺术家多通过临摹的方式来表达对大师的敬仰。艺术发展到现代，仅仅是临摹已经不能满足艺术家想要阐述更多意义的要求，于是，当代文化中，一方面蕴含着一种反严肃性，一种对意义的拆解，对正统话题的戏谑和反讽；另一方面，高雅文化进入一种无限创新的回旋之中，艺术充满了异化与焦虑。艺术史中的经典成为各种当代话题的主角，而在当代艺术中重获新生。(来源：中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