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父》闻名的好莱坞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其葡萄酒庄园
本月初，好莱坞某世界级电影导演邀我赴宴，这也算是本人平生第一遭。与对方敲定会谈时间时，我还显得极不耐烦，事后想想真是不明智。我原以为7:20赶到 The Square酒店（这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时尚酒店是葡萄酒爱好者与对冲基金经理们心仪的酒店），时间上应该还绰绰有余。待赶到那儿后，看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与他那位精明能干的年轻销售总监希瑟·戴萨沃耶(Heather de Savoye)正并排坐在酒吧区，神情显得有点沮丧。
更糟糕的是，科波拉所系的淡蓝色领带上散布着数字7，领带是他妻子埃莉诺(Eleanor)所送的礼物。“7是我的幸运数字，”科波拉说，他在想方设法消除我的尴尬，他出生于1939年4月7日，他举止得体，待人随和，这方面在电影这行里算是佼佼者。
37 年前，科波拉出资买下了古斯塔夫·尼伯姆(Gustave Niebaum)破旧的葡萄酒庄园，在纳帕河谷(Napa Valley)这个适宜耕作的地方扎下根来，也许正是这让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说拍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与执导《教父》(The Godfather)大获成功反映出他潜在的疯狂劲。“伦敦是不是有家名为The Cod Father的鱼餐馆？”，这是他常用的开场调侃语。此外，意大利南部血统的科波拉家庭观念很浓，出于拍摄工作需要，他得满世界跑，身边总是带着妻儿老小，尽管他们动身去菲律宾拍摄《现代启示录》时，原定呆半年，却没想到在那儿足足呆了三年。
但是，家人长期所受的电影制作的熏陶似乎得到了回报（当时“戏装部门老给他女儿索非亚(Sofia)的洋娃娃做衣服”），科波拉说到女儿索非亚去年在“四十岁生日前” 摘得威尼斯电影节(Venice Film Festival)最佳影片金狮奖(Leone d'Oro)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上次见他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当时他正在尼伯姆酒庄（当时还叫尼伯姆-科波拉酒庄(Niebaum- Coppola)）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屋上为BBC拍摄一部系列片。与上次相比，他的体重已大为减轻，络腮胡与大肚子都已大为改观，虽说他一笑露出牙齿时，仍有一丝狡黠的神情。
科波拉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希瑟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之前从未听过）：自己当年在巴黎当名不见经传的编剧时，如何学会品美酒；拉菲酒(Château Lafite)如何成为某次拍摄电影时的常备红酒；自己的报酬曾经是无与伦比的罗曼尼·康帝酒庄(Domaine de la Romanée-Conti)出产的勃艮第红酒。但本人并非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现任英国《金融时报》的影评人），所以我对他实话实说：于我而言，今晚的特别诱惑就是想享用其酒庄自产的一、二款陈酿佳酒，他答应给我带来（事后知道是用私人飞机运来的，）酒名为Inglenook，是他最近花巨资从市场最为畅销的美国葡萄酒集团(Wine Group)手中买来的，他说“比我先前买城堡的钱还多”。
买回Inglenook 商标后，总能看到从玛歌酒庄(Château Margaux)新聘请的酿酒师与法国顾问斯特凡娜·德勒农古(Stéphane Derenoncourt)在忙活，德勒农古正在止灌葡萄树，这已经成为纳帕谷常见的景象。美国葡萄酒杂志上最近所发表的平淡无奇的相关评论文章或许刺痛了科波拉，他设法把自家历史悠久的酒庄重新定位成加州地区具有法国风味的原始葡萄林。
科波拉无疑在重塑品牌方面颇具匠心，如今他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葡萄酒经营场所：高端的纳帕谷地，完全大众化的调制葡萄酒、瓶装酒以及在索诺玛 Souverain旧址上开发的“葡萄酒梦幻之地”旅游项目。该旅游项目可以体验他从影生涯的诸多大事。有的酒就取名为Director’s Cut，明目张胆地尝试把好莱坞的传奇手法赋到某些很普通的产品身上。“我并不想每晚都喝名酒，”他说，这是为自己辩护，并解释经营索诺玛项目的收入可以投入Inglenook葡萄酒厂厂房的改造，那才是他真正上心的事。
我提醒科波拉：我们上次会谈时，他还未曾购置这些产业，还未搞掂这些优质葡萄园，他请我给当时的IDV（后来成为帝亚吉欧(Diageo)旗下公司）老总写信，对方拥有这些葡萄园，但投入实在差强人意。（我之后真写了信，IDV最终卖给了科波拉，虽然我觉得这两件事并不关联。）最近几年，科波拉对这份优质资产很不尽心，竟然让首席酿酒师的职位空置了一、二年，对此他难辞其咎，所以让我们冀希望于新的团队能精诚合作，经营好这片潜力无穷的葡萄园。
科波拉本人也承认自己并非葡萄酒专家。他喜欢烹饪——就在我们仔细看菜单时，足足有5 分钟一声不吭——但喝什么酒这样的决定，他更喜欢主随客便。于是这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挑选一款白葡萄酒作为开宴酒。“我们只带了红酒，”科波拉讨好地解释道。“看看你喜欢喝什么酒，”科波拉语重心长地说。我决定，别人买单，我感到真不自在，特别是象科波拉这样的人。他嘴里一个劲地在嘀咕蒙哈榭酒 (Montrachet)的名字，难道他真不情愿花4位数买一瓶这样的酒？
本来仔细看完The Square酒店的酒水单至少得花上我一个小时，但我想到曾在The Square酒店与我的德国主编享用过的一款（实际上是两款）美不胜收的1990年份圣桅楼葡萄园雷司令酒，于是我翻到酒单上阿尔萨斯地区 (Alsace)出产的葡萄酒，直接点了由同一家生产商酿制的2001年份世家特酿雷司令瓶装白葡萄酒（Trimbach Riesling Cuvée Frédéric Emile Riesling，已有375年历史）。结果呢，喝得希瑟心醉神迷，科波拉也大呼过瘾，只是蒙哈榭酒只能暂时靠边站了。
第一道菜（科波拉点的小胡瓜花夹馅）端上来后，服务员给我们倒了两杯最新酿制的纳帕谷解百纳(Cabernet)佳酿，科波拉称之为Rubicon，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还用该名命名整个庄园。（用高档瓶装的2009年份酒将会取名为Inglenook Rubicon。）如此想法就是把它与2005与2008年份酒相比较，以体现德勒农古在此方面精益求精。于是，我闻了一下2005年份的、经典款浊状醇酒，满足地轻叹一声“加州风味”。“卢瑟福德风味(Rutherford)”，他纠正我，并把Inglenook系列酒中卢瑟福德词中的“th”音发成了略带美音味。2008年份酒无疑是一款更为精致的酒：口感清新、矿物质味浓，更具法国风味。
这是1958年份的Inglenook解百纳酒，在正式进餐前才打开，并由The Square的调酒师经滤布小心地倒入酒杯（这酒飞越大西洋虽说奢侈了点，但或许已把酒中的深沉物摇起来了），这酒成了当晚我的最爱。
该酒酒精度只有12.5%，是我品味过的最棒的1958年份酒——酒味杂陈，酒香飘逸，是极棒的开胃酒，它吸引着诸如罗伯特·蒙达维(Robert Mondavi)这样的人在上世纪60年代前赴后继地来到加州北部这片神奇谷地种植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最终酿出的酒装在古朴典雅的波尔多瓶中，科波拉打算就用这种瓶来装自酿的极品解百纳，而不是用现在装Rubicon酒的那种粗重的浮雕瓶。
聊到此时此刻，我们开始享用主菜。垂涎欲滴地看着希瑟与我所点的菜，他说道，“有人对我说黑脚猪(pata negra)是纯英国菜，真是如此吗？”话还没说出口，他就给了我一个“惊喜”。出乎意料的是，他拿出第二瓶好酒，这是当初他买下尼伯姆庄园时从储藏 Inglenook陈酒的酒窑中找到的——一瓶1957年的黑皮诺(Pinot Noir)。现如今，在整个纳帕谷地，几乎找不出一瓶黑皮诺了，原因是这儿要比皮诺的原产地法国勃艮第(Burgundy)炎热得多。但很明显，酿这些黑皮诺酒的葡萄是种在庄园较阴凉的角落地（还有低矮的沙邦乐葡萄(Charbono)，Inglenook酒曾一度因其而出名），这瓶有54年历史的黑皮诺酒喝起来仍美不胜收，它没有解百纳酒的清纯，但仍是那么甘洌，酒香回味无穷。它让我想起了产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高纯度勃艮第酒。
科波拉置之不理任何点甜食的提议，为的就是美美地享用一顿The Square酒店的奶酪，并得意地对我俩说他喜欢斯第尔顿奶酪（Stilton，用黑皮诺配着吃还算够档次）。结果是他点了全部的奶酪，并要求伦敦的帕克斯顿和惠特菲尔德奶酪店(Paxton & Whitfield)把它们邮送回加州。也许他应该干食品这行，而不是入酒业这行。当他听我说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意大利最南部时，这位来自偏远巴西利卡塔地区(Basilicata)的意大利人后裔一再要求我：一旦到那儿后，应该尝尝芜箐(lampascioni)，后来品尝之后，感觉味道就象特别苦的小腌洋葱。他事后甚至还给我发了一封电邮，告诉我他自己是如何烹制的：“首先把芜箐煮半熟，然后再在橄榄油里与辣椒粉与蒜炸成脆状”。
用餐期间，他似乎一直对我的名字很着迷，事后我俩在电话中谈到他新聘的酿酒师时，他再次问了这个问题：我是否与取名费朗西斯的人有某种特别的亲近感。本人略作思考后，觉得他言之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