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黑洪禄的生活极为规律。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去家对面的九龙清真寺买牛肉，这是香港伊斯兰教中心，每天都有上好的牛肉供应。老黑回家后，会将牛肉焖煮卤制，之后放入方形小盒内，入冰箱冷藏。黑洪禄经营古典家具声名远播，好吃的牛肉面也是黑家一绝。他说，现在慕名来吃牛肉面的朋友越来越多，所以总得备着点。接下去的一天，老黑会去看看他的家具，或者和来拜访的新老朋友们聊聊天……
老黑
1948年，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在各个战场连续取得胜利，收复延安、包围太原、解放四平……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这一年，黑洪禄15岁。他正式迈入社会，在亲戚家的珠宝店做学徒。黑洪禄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回族，家住牛街，这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地。黑洪禄告诉我，在北京所有姓黑的回民都是明代由山东临清迁居来的。
“解放北京前，生活紧张，生意日渐难做。”黑洪禄回忆起往事，“当时北京是围城，国民党退到城里，外围都是共产党。那会儿谁还有心思去买古玩珠宝呀。”于是，一位美国客人建议他们去香港，说是香港还有生意可做。
1949年3月底，黑洪禄和亲戚一家从天津上船，4月中旬到香港。“我们是北京解放后两个月左右走的，当时去香港还顺利，从公安局拿通行证，那会儿叫路条，然后由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船到香港。”此时的黑洪禄并没想到，日后会在香港待上一辈子。他当时琢磨着，在香港努力工作两三年，赚些钱就回北京，毕竟母亲和大哥还在内地。然而，陆续到香港的同行越来越多，北京、上海、广州、福建……他们告诉黑洪禄，内地完全没有生意可做了，东西能买到，可是没有客人。
明代17世纪黄花梨玫瑰椅
香港最早的古玩经营主要在尖沙咀，这里有码头，客人相对集中。除了海军军官、水兵、船长以外，各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也是一大客源。黑洪禄和亲戚到了香港后，最初在汉口道(位于尖沙咀的一条街道)设了铺面。黑洪禄说，当时外国客人中尤以美国人居多，香港本地人偶尔也买，但量很小。现在大家常说的海运大厦跟荷李活道的古董经营，那都是后来的故事了。
那时买卖分得很清楚。香港本地行家主要做游客生意，福建人主要做海员和水兵的生意。他们移居到香港的时间很早，但具体早到什么时候，老黑不是很确定，这些福建行家被称为福州帮。另外还有广东人，他们基本只做普通货(非官窑类的古董)，被称为广州帮。以黑洪禄为代表的，从北京过去的被称为北京帮，多为回民，主要经营玉器、翡翠和珠宝。此外还分洋庄和本庄，洋庄做的是“老外”的生意，这里的货老的新的都有，但务求好看、实用，因为外国人拿回家是做装饰品。本庄做的是国内客人的生意，以胡惠春、赵从衍、王统元等专业收藏家为代表；这些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企业家、银行家有敏锐的眼光和良好的鉴赏力，对东西极挑剔，本庄出售的都为古董里的精品，价格不菲。老黑说：“当时价格虽高，可也比不了现在，今天出现的这些价格都是天价，是炒作。”
黑洪禄告诉我，1970年9月30日他向亲戚辞职。他在店里工作了整整22年，辞职后的第二天去了泰国、新加坡、印尼，差不多转了一个月才回来。他说，主要是为了看看外面的情形如何。在新加坡他看到明清时期中国出口到印尼的外销瓷卖得很好，印尼人通常先在新加坡卖，剩下的再拿到香港出售。于是黑洪禄买了不少带回香港，很快就卖光了。他说：“刚开始没有本钱，只能买一点卖一点，然后存一点钱再去买，古董生意都是慢慢滚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曾经有专门向香港供货的行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公私合营，成立了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这时不能再和私人有生意往来，否则出海关会被认为走私。当时进出口公司总部在北京，下设北京、天津、上海、广州4个分公司，香港这边需要进货可以跟这4个地方洽谈。“那时候东西又多又好。”说起那一时期，老黑有无限的怀念。此后一段时间，内地工艺品出口停滞，直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家急需外汇，出口才有所松动。
明代十七世纪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1972年，黑洪禄随岳父回北京进货，这是他1949年离开后首次回家，见到了离别22年的母亲。黑洪禄说：“那时从香港回来的人都得改头换面，头发不可以梳得油亮亮，开领的衬衣不能穿，都得穿‘毛装’，就是‘解放装’。下了飞机，不能乱走动，必须由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专车接送，平时外出活动都有人跟着，主要是怕我们犯错误。”然而，从北京进货，依然有诸多手续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好东西出不来，黑洪禄于是决定去美国。
老黑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是靠着1000多美元做生意，走到了今天。这笔钱还是1962年秋天，香港一个行家要在美国西雅图做展览，请他过去帮忙看摊。两个月，给了1000多美元酬劳，他存了10年没动。这次的美国之行，派上了大用场。
黑洪禄说，他第一站去了夏威夷。从朋友那买下了60个鼻烟壶，一件牙雕作品，还有一匹唐代的三彩马，总共需要4000多美元。他没有这么多钱，留出一些路费后，把身上仅有的1000美元给了这位朋友，并告诉他，这是订金，回去后把剩余的款项汇过来。黑洪禄向我解释：“那会儿出去买东西的都叫行商，边买边卖。”第二站老黑去了旧金山，他碰见一位在唐人街做生意的上海行家，正忙着找货，老黑很顺利地以4000多美元的价格，把60只鼻烟壶全部卖出。“这下我本钱全回来了，还赚了两件好东西呢。这两件东西我没有卖，把它们带回了香港，正式开始了我的生意。”
黑洪禄从1948年入行，经营过的古董项目不少，但最终是古典家具成就了他的一番生意。1976年，他正式跟内地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合约买东西。那时香港行家到了北京专挑玉器、鼻烟壶买，老黑和别人不一样，只买木器。他说，自己是打心底喜欢家具，这也与亲戚的影响有些关系。
黑洪禄的亲戚有个特点，爱好广泛，瓷器、玉器、杂项都懂，也喜欢家具，有时高兴了，自己会做上一两件小家具。黑洪禄说，他刚去做学徒时，就见过不少黄花梨家具。“那会儿家具便宜，1948年冬天北京围城前，一对黄花梨的方凳或者长方凳的行情不过十来块钱。”老黑说，“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看纽约拍卖出来的一对方凳，8万多美元，价格不得了呀。当初这在北京随便买。”那时家具买回去是为了用，现在属于收藏。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家具随便改，随便拆，不是为了有意图的造假，而是为了适合家里摆放使用。到了香港后，因为有时缺货，黑洪禄的亲戚也会制作一些仿古家具出售。这些家具大多是卖给水兵，尤其以酒柜、樟木箱、沙发桌、茶几这4样最好卖。通常做好后，直接运到码头上船寄走。那时黑洪禄每天都需要去工厂盯活儿，并给家具打磨、上蜡。这段时间的锻炼，让他日后受益匪浅。
清代十八世纪紫檀四方凳
1976年的时候，经营古典家具的人很少，主要是内地有规定，黄花梨、紫檀不能出口。老黑自有他的办法，那时除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还出现了信托商店，有门市部，其中主要经营还是木器。老黑说：“不客气地讲，他们哪里懂什么是黄花梨，什么是紫檀，只要是木头就写硬木，要不就是红木。其实家具从造型、铜件的使用，大致能看出它的材料和年代。红木家具的造型会显得笨，缺少灵气，铜件的材料明代、清代以及清代中晚期用的都不一样，是能分辨的。”老黑指着一张八仙桌和一只木盒让我看，桌子已经清理出来了，呈现出黄花梨的本来面目，盒子也是黄花梨的，但老黑保留了买回来时的原始状态。他说：“当年这桌子、盒子都给染了色，标成红木，东西都是这样出来的，那时一张八仙桌才两百来块钱。”
我与老黑进行采访的这间房子算是一景，2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码放了大约五六百件不同材质的盒子，放眼看去，除了盒子还是盒子。老黑说：“这个景致几十年没动过了，我只偶尔卖一两件。”在我惊叹的时候，老黑很得意地说：“我还有一间密室，整个房间都是笔筒，大概有800个，它们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外贸出来的。”
如今大多数家具行家都是牢骚满腹，抱怨找不到货，老黑的“家底”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爱讨论的事儿。说到这时，老黑感叹：“以外贸形式出口家具的这段时期不算家具的劫难。王世襄先生写完《明式家具珍赏》那本书之后，可以说是家具的一个大灾难期。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疯狂搜寻家具的热潮，然后集中出口到香港，再卖到外国，那时大部分家具都是原装的。”
小黑
黑洪禄的生意一直固守着传统，做了几十年，不开店，没有公司名号。新客人来找，需要通过层层关系介绍，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就两个字“神秘”。老黑的生意模式也和现在的“薄利多销，有货就卖”的方式不同。比如有10件货，老黑只卖5件，留5件；还有一点，行情不好的时候也绝不随意减价。当然，这份底气是靠时间积淀才能有的，这也是老古董商们普遍的观念。不过，黑洪禄的这套生意经却被自己的小儿子打破了。
黑洪禄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去了美国读经济和计算机，小儿子黑国强子承父业，沿袭着家族的古典家具生意。小黑谦虚地对我说，自己不如哥哥、姐姐会念书，所以留了下来。虽然是自家的生意，可也得从学徒做起，这是规矩。
明代十七世纪黄花梨独板翘头炕案
1978年，黑国强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家具经营。洗笔筒、洗盒子，给家具打磨、上蜡，黑国强做了整整3年。“当时很不喜欢，觉得这些活儿太枯燥。我爸有一个修理家具的工厂，我也老不愿意去，总希望早点回家。”可是现在，黑国强每天不去工厂看看就觉得少了些事儿没做。他说，每个时期人的心态都会改变。1988年，黑国强第一次去美国参加古董博览会，是给安思远帮忙。安思远(RobertHatfieldEllworth)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古董商及收藏家，当时他也参加展销。在给安思远帮忙的七八年里，黑国强学到了不少国外的生意模式，博览会的形式给他极大的触动。
1999年，老黑同意儿子独立开店。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小黑跟在老黑身边也学习了22年。“独立”后的小黑，以自己的名号“研木得益有限公司”去美国参加博览会。当时美国处于最近几十年经济最好的时期，容易找到不错的客人。很多看展览的人都会询问，表示对中国家具有兴趣。黑国强说：“我们这个行业不管在内地还是香港都是保守做法，对东西是藏着掖着卖，能参与的人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而国外的古董店、画廊，则是公开化的，并且从大学请来教授或学者，从学术上进行讨论。所以当时只要有人愿意来咨询，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时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老黑插话了，说：“就是去作秀。”
老黑话虽如此，可在小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时候，他仍一同前往，多少有“保驾护航”的意思。黑国强说：“当时客人分两拨儿，老客人都是父亲的好朋友，新客人是我需要开拓的对象。”博览会上香港行家没几个，来买家具的也基本上是外国人，内地那会儿正时兴欧式家具，大量的老家具都被扔到了收购站。黑国强在内地常能花上几百元钱就买到一件老家具。
明代十七世纪黄花梨方角柜
美国的博览会一年分春秋两次，黑国强从1999年开始，连续参加了5年，到2004年决定不再参加了。他说，“9-11”事件后，欧美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市场呈上升状态。欧美客人富裕的钱会拿去买楼或者是古典大师名画，家具不是主流，多一件少一件无所谓。这个现象到2003年后尤其明显，再参加意义不大了。此时，黑国强发现，互联网普及后，网上出现很多资料，可是有超过一半都是不对的信息。他说：“先不论东西的真伪，光误传也会出现很多负面的问题。网络改变了我们这一行，逼着大家要站出来不断地说，不断地推广，不断地介绍，让客人不要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后来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站出来，面对面，我跟你谈，我教你或者你问我。”
2005年，黑国强萌生了在香港创办博览会的想法，他希望为行家与客人之间建立起一个平台。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的时候，香港曾有过这类古董博览会，但都没能坚持下去。在香港，博览会都被归为商业行为，政府不会插手支援，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对于黑国强来说，找展览地点是最大的难题。他说：“头两届根本进不去现在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因为香港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古董、艺术品的博览会，会展中心不确定你是否具有专业办展的水平和能力，不是有钱就能进的。”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2006年黑国强正式公开宣布将举办“国际亚洲古玩及艺术品博览会”。消息宣布没多久，突然又冒出几家公司要在同时期做展览。虽然当时黑国强只有3名工作人员，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太太，外加一个助理，可他并不担心。他说：“有竞争是好事，但我不认为这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事情。我的知识根源来自我父亲，我也有10多年参加展览的经验，两者结合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黑国强告诉我，其实面对竞争，他抱着非做不可的心态决定一搏。 “当时想过，如果不行，就回去卖古董，也能赚钱，可是人生就没有那么大的乐趣了。”老黑显然不太赞同儿子的想法，他说：“再好玩，我都不去做。每次展览还得顾忌人家，让大家把生意做好。”
明代十七世纪黄花梨长方凳
第一届博览会只有17家参展商。大部分都是老黑与小黑在国外很好的朋友，他们愿意来香港试试，同时也很习惯这种模式。黑国强有意识地去找相对专业的展商，比如专做鼻烟壶的行家，专门经营佛像的行家，这样客人来了可以目的性很强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头两年黑国强举办了三次博览会，两次古董展，一次当代艺术展，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每次都会派专业人员来考察。
2008年，黑国强如愿进驻到展览中心，参展商也增加到50余家，同时邀请学者或资深行家，为公众进行免费专业讲座。博览会带来的成效日渐显现，尤其到去年，一些古董可能在3天的展期内，在会场里易手四五次，交易极为活跃。还有很多交易在展览结束后一年的时间内仍会持续。黑国强说：“这种场合里不光是行家在竞争，客人之间也在竞争。附带的效果可能比现场更好，这是我们这一行比较特殊的一点。不过做博览会跟纯粹卖古董完全不一样，更像在做企业。”
黑国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独木不成林，博览会是长期的事业。他说，现在荷李活道古董街一直在萎缩，说难听一点，青黄不接。如果还像老一辈人那样，关着门做生意，到最后可能变成一个人的买卖，这样也不会有客人来找你了。这个行业只有大家好，才会兴旺，自己也才能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