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 Karl Lagerfeld
采访安排在莫斯科一个阴冷的夜晚,Karl Lagerfeld将在这天晚上出席由他掌镜的2011倍耐力年历(Pirelli Calendar)发布会。温度显示为零下21℃。采访地点在某幢大楼顶楼的图书馆,那儿点缀着兰花,有舒适的白色沙发供人休憩,还能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
作为时装设计师的Lagerfeld,令所有人感到如雷贯耳。而作为摄影师的Lagerfeld,近年来也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不仅 Chanel的各季宣传照片都由他掌镜,他还拍摄杂志大片、广告以及艺术作品。他的最近一次摄影展于去年9月在巴黎欧洲摄影馆(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举办,展出的150幅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人像、时装、建筑和风景照片,另一部分是实验性的艺术摄影作品。
“如今,摄影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有了它,我的艺术观就圆满了。我已经无法脱离摄影师的眼光,总是通过相机镜头来观察世界、观察时装。这种习惯为我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客观的视角,我因此获益良多。”Lagerfeld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沉溺往事,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自从开始从事摄影以来, 我在时尚界就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我发现在这两种职业之间存在着一条非常积极、极具创造性的纽带。”
Lagerfeld涉足摄影界,要追溯到1987年。当时他开始为Chanel拍摄新闻资料和产品目录。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再三表示,自己讨厌怀旧,但在他的人像摄影中却能瞥见一缕怀旧色彩。在这一领域对他影响较大的摄影师多数属于20世纪早期,其中包括Edward Steichen、Alfred Stieglitz和Irving Penn,他称他们为“艺术摄影师(pictorialist)”。“我不喜欢Helmut Newton的全部作品,但我喜欢他的技巧、他的眼光、他的态度。他还是个真正的好人。”Lagerfeld评论说。而谈及他本人的眼光,他则坦率地表示:“我没什么特别的预期,我只是爱拍。我喜欢改变,隐藏自己,喜欢用各式各样的技巧来玩玩游戏。”
他最近的一场游戏,便是2011年倍耐力年历的拍摄。他选择一个最古老的命题——神话(Mythology),来拍摄这36张照片。在他位于巴黎的工作室里,Julianne Moore扮演天后赫拉,与包括Erin Wasson、Natasha Poly和Lara Stone在内的15名女模特,以及包括Baptiste Giabiconi在内的5名男模特一同全裸出镜,表现24个不同的主题,重新诠释神、英雄和神话。
在Lagerfeld之前为这本著名年历掌镜的摄影师,是2008年的Patrick Demarchelier,2009年的Peter Beard和2010年的Terry Richardson。Lagerfeld承认,他在时装方面的成就的确会盖没他在摄影领域的努力,不过,这个事实并不会对他的工作热情造成分毫影响。他不愿意为作为摄影师的自己打分。“我不想贸然评判。我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我才会继续干下去。”他说,“当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最了不起的团队在帮助我。想要做出完美无瑕的礼服,就缺不了一流的制衣工坊;同样的,最后呈现在纸上的美丽图像,也是多方合作的结果。”
谈及自己最喜爱的面料,Lagerfeld表示是纸张。“它是绘画的发源地,也是照片的呈现者。”他说。
KH=Kerstin Holzer
KL=Karl Lagerfeld
“女神是女权主义者”
KH:为什么选择希腊神话作为你这次拍摄倍耐力年历的主题？
KL: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宗教。我是个多神论者。神话中没有地狱,没有罪恶,没有宽恕。我们应当重拾古人对美的理解。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曾说过,耶稣是普罗米修斯的后裔——她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我热爱女神的形象,因为她们是最早获得解放的女性。她们什么都能做。女神和缪斯都是女权主义者!
KH:在这组照片中出现了很多裸体。你在工作室中是如何拍摄的？
KL:我从朋友当中挑选拍摄对象——我只想拍摄那些在我面前无拘无束的女人。我列了一张表,写明哪些人可以裸体出镜,因为我不想到头来强迫拍摄对象裸体!在我的表格里也没有未成年少女!我事先给工作室做好消毒工作——这是工作,就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好质疑的。希腊神话中最让我心仪的一点,就是人们不会用网眼丝袜和蕾丝去打扮自己——只有身体,没有矫饰。穿高跟鞋和吊袜带？在这种题材上,Helmut Newton做得比我可好多了。
KH:你的拍摄对象大部分是模特,为什么唯独挑选了Julianne Moore一个演员？
KL:我非常想要挑选一个女演员来扮演宙斯的妻子、奥林匹亚山诸神的母亲。Julianne是个美女——比起那些橄榄树下的姑娘们,她显得更加成熟。她是我亲密的好朋友。她深知和我一起工作毫无风险——绝不会有另一个版本的照片在私底下流出的!
“我就是个普通人”
KH:Lagerfeld先生,你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怎么吃饭,跨年之夜对你来说可能意义不大吧？
KL:噢,我讨厌跨年夜,简直太糟糕了!我在12月31日从不外出。
KH:你会觉得孤单吗？
KL:我倒是喜欢独处,对我来说独处简直是奢侈。不过今年要容易一些,因为今年的跨年夜是在周末,所以一周的安排就不会被假期打断了。这段时间我特别忙:要推出下一季成衣;之前合作过的Hogan还想继续合作;另外我要给Macy百货设计一系列的货品,还需要时间来准备我的高级定制时装。
KH:在这次为倍耐力拍摄的年历当中,你让Baptiste Giabiconi化身为阿波罗。相传那句给凯旋军官的箴言“勿忘死亡”就是阿波罗说的。你想过成为不朽的人物吗？
KL:人们可能以为我会想“不朽”,但我自己没有特别在意。我母亲曾经说我“不够有野心”。每当我产生某个想法,或者有了某个灵感,我就循着它去工作,就像这次拍摄的倍耐力年历一样。我不会去考虑更多。我甚至连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没有仔细存档。我做事不是为了事情本身。一个人只要一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他离被遗忘和摒弃就不远了。
KH:你从来都不受他人意见的左右吗？
KL:我年轻时会比较在意,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世事养成了一种淡然的态度,这反倒让我活得更加轻松自在。
KH:可是这个世界对你似乎非常有兴趣。
KL:是的,我都不能随便在街上闲逛。
KH:在把自己包装成品牌这件事上,你非常成功。
KL:我没有刻意那样做,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吧,我的一头白发是比较少见。我也常常发觉,假如一张照片上有二十来个人,我总是最醒目的那个。不过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只不过别人看起来会觉得不一样罢了。
“不是每个人都会走运”
KH:你年轻的时候想过自己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KL:我从小就确信自己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传奇人物。
KH:好吧,不过你当年的想法似乎没错。你取得今天的成就,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和奋斗吗？
KL:倒不全是。我年轻些的时候也有过声色犬马的生活,那时的时尚界和现在不一样,人们还没预料到设计师能开拓自己的天地。有的设计师生不逢时,而有些又顺风顺水。我应该是是属于后者。
KH:今天,每个人似乎都相信“只要你愿意,命运就掌握在你手里”。
KL:这是谁说的？
KH:那些教人如何成功的励志书啊。
KL:我从不看这些书。不是这样的,成功并非是个人意愿能决定的。现在的人好像认为生来就一定要走运,运气是生活欠他们的,早晚都得来。可惜不然,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公。有的人根本不配拥有幸福,却仍然逍遥快活。
KH:假如你结过婚,并且有了小孩,你还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KL:噢,那就不一定了。我现在的工作,包括那些我还没做但想做的工作,都要求我必须不为家庭所累。
KH:可是大家似乎都想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对现在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你也会建议他们不要结婚吗？
KL:那要取决于他们自己想要什么了。假如你认为你的私生活更重要,那么悉听尊便,但是也请不要后悔。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付出才有收获的。
KH:在法国,尤其是现在的法国年轻人正在抗议新的退休机制改革。退休对你来说是个很遥远的词吗？
KL: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工作到他不想或者不能工作为止的权利。当然有些工作不能从事一辈子,也有些工作不那么累——比如公务员,他们几乎不做什么事情。退休以后这些人还能干嘛呢？设想他们忽然某一天就不能工作了,只能呆在家里,整天面对着老婆,而老婆未必就和他情投意合。他没多少钱,每天都是打发日子。不是每个人都有养花养草的闲情逸致,并安享晚年的。
“我是个机会主义者”
KH:你是否已经实现了对自己的期望？
KL:其实我对自己从来都不甚满意。我觉得我有些懒散,我本该做更多事、实现更多目标。我觉得我不算一个严谨的人,我对这点甚至非常肯定。
KH:你觉得自己表里不一？
KL:是的,不过这个词对我来说是褒义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
KH:跟你最喜欢的作家Eduard von Keyserling相比,你可能对托马斯·曼会更有认同感,毕竟他也有过那么多贵妇名媛的拥趸。
KL:Keyserling的风格让我深受启发。至于托马斯·曼,我太能读懂他的书了。我也是来自德国北部,因此我对他小说里的人物性格非常熟悉。我一直对他的中短篇小说爱不释手,最喜欢的倒未必是《魂断威尼斯》。托马斯·曼有些过于保守,这一点我不大喜欢。毕竟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KH:你似乎很抵制现代科技。你从不上网？
KL:我连电视也不怎么看。我喜欢报纸和纸质媒体。曾经有人送给我iPhone(手机上网)和电脑,但是我发觉我那些用iPhone的员工们, 他们当中有人竟然连一个电话号码也记不住。我不想说他们老年痴呆了,不过他们的记忆力真是……让人担心。现代人的脑子似乎已经不怎么记事了。他们就像金鱼一样,只有三秒钟的记忆,三秒前的事情就全部忘光。
KH:目前德国正在进行着反现代主义运动,比如抵制斯图加特21工程(一项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市进行的铁路交通改建工程,其核心内容是把斯图加特火车总站改建为地下贯通式车站,从而使其成为欧洲高速铁路网络的中心枢纽)、街舞以及核能。对此你在关注吗？
KL: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事件,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是个机会主义者,因此并不相信这些运动会有多大的影响。
KH:你不认同那些反对使用核能的抗议？
KL:人类总得用电吧。早些年代不用消耗这么多能量,但我不认为他们愿意开经济倒车。他们嘴上说可以,但事实是人人都还在用手机,没有人愿意放弃。
KH:激进环保主义在眼下的好莱坞似乎非常流行。
KL:是的,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完全是拿钱做事。他们的目的就是被媒体和摄影师拍到。我太了解这些把戏了,完全没必要来和我讨论这样的事。
KH:这些人会让你反感吗？
KL:我才不关心。我觉得做慈善就是要匿名做。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要在马路上给乞丐钱,因为那是居高临下。
KH:有传言说,在你看来,所谓简朴的生活就是住在酒店里？
KL:是的,那是我的梦想。我反思过,我到底需要那么多豪宅,雇用那么多人,并且拥有那么多书吗？
KH:据说亿万富翁尼古拉斯·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就只住在酒店里。他现在还想动用自己的智囊团为政府进言。你觉得他这样做是远见卓识还是一厢情愿？
KL:政府想听他的话吗？他有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来做这件事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假如他的意见被采纳了,那就是远见卓识;假如没有被采纳, 那就是一厢情愿。我个人一直避免跟政治打交道,我这辈子都没投过选票。或许最好连报纸都不要看,比如对非洲的报道就全都是关于腐败,法国的政坛看起来也就像一出闹剧。不过我从不谈论法国官员,因为我不是法国人。关于德国的官员我又所知甚少,所以总的来说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毫无所求,因为那根本不关我的事。
KH:你的外套上戴着国家荣誉军团司令级勋章。
KL:是的,有人告诉我这要一直戴着,毕竟法国总统亲自颁发的荣誉不能随便拒绝。
KH:你对获得这项殊荣没有感到高兴吗？
KL: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就是浮云。获得这个勋章的德国人非常少,教皇可能是其中之一吧,我记得。不过我对于得到这个勋章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我从来只为自己工作,很多人却仰仗我的自我中心主义生活。我的母亲曾经说:“至少这证明你不是一个势利的人,否则你就不会做这份工作了。”
“母亲的话总是对的”
KH:有什么事情能让你欣喜若狂吗？
KL:事情按照我制定的计划一丝不苟地进行的时候。
KH:上一次这样的情况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KL:上一次!别跟我提上一次,我讨厌这个词!还是问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吧,但愿下一次就是我推出下一个系列的时候。即便我是个有点拖拉的人——我可以这样说吗？——我还是希望事情能严格按照计划展开。再次引用我母亲的话,这就是我这个人的“总体思想”。
KH:你经常引用你的母亲的话。她对你提出过很多意见吧？据说在你年轻时,她曾扔掉过你的日记本,并经常对你的意见置若罔闻？
KL:是的,不过她总是对的。你知道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吗？
KH:那个对你留长发不满的老师？
KL:是的,我母亲那时侯站了出来,把他的领带扔到他脸上,吼着说:“凭什么？你以为这是在纳粹时代吗？”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景。她总是会站出来为我说话。
KH:假如你的母亲不是这么强势的人,你还会成为今天的你吗？
KL:可能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吧。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不是软弱的人,所以才那样对我,她想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KH:你不太会有感动落泪的时候,是吗？
KL:是的,我讨厌惺惺作态。
KH:会有让你觉得感动的事情吗？
KL:当然有,只是我不会去谈论这些事情。有些事情是不可说的,一旦说出来就丧失了本意,变成无意义的闲谈。有句话说得好:“想哭的时候,请你换个地方,因为我和你没有同感。”一个人不可能和所有人分享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比起肉体的羞耻,情感的羞耻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