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
“哥斯拉”入侵越南
“我一直没有长大过,我还是一个孩子,这是很好的感觉”,这是徐克在2008年釜山电影节大师班讲座开始的第一句话。他由衷地热爱自己的童年,因为在那个阶段,他结识了电影,自此有了一生中最纯粹的快乐。
1951年出生在越南的徐克,家里有众多亲戚兄弟姐妹,一共二十多人,每天都是在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喧哗中长大。直到7岁,他可以摇摇摆摆地跨出家门,生活的天地宽阔起来,虽然彼时世界之大、战世之乱,于他,也不过都是一个个游戏。“我们在街上玩,路边沟里积了很多水,小孩就在里面游泳。”西贡的家附近有两个戏院,“孩子的游戏就变成想办法钻进戏院里,每到开场前观众开始进场,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拉着人家的手进去。有些大人不喜欢,有些大人也无所谓,一进去就立刻躲到角落里看电影”。无独有偶,另一位电影大师吴宇森在香港,也几乎同样尾随陌生人混电影看,还曾因为被抓到蹭票,而被打得鼻子流血。小徐克也是战战兢兢,“戏院里的人很厉害的,会拿手电筒照躲起来的小孩。不过后来守门的人都认识我们这群孩子了,如果有时观众不多,就让我们进去。”
“蹭电影”的乐趣不仅是刺激,也不仅是混进去的小孩绘声绘色地把内容讲给其他小朋友听,其高潮是讲完故事后的“演电影”,“我们会扮演电影里的角色,我记得那时戏院放了很多印度歌舞片,常常跳舞唱歌,于是那条街的小孩子都变成印度歌舞片里的人物;等开始放《哥斯拉》时,整条街的小孩又都躲起来,觉得这个城市都要被怪物入侵了”。生活的虚拟,电影的真实,从那时起,徐克看待世界的眼睛就不同了。
不知道是小朋友中的哪一位,第一次带来相机,不但记录下孩子们扮演逃难、做游戏、载歌载舞的照片,也让拿起相机的徐克发现自己的天赋,“那时候很多人一起拍,我的朋友拍的都是人。我拍的都是奇怪的东西,但我觉得我拍的很有趣。我意识到原来可以通过相机制造自己的世界,从此我不会抗拒科技”。这些照片后来被街道上一家摄影器材商店的老板发现,他竟然主动问徐克们要不要用8CM摄影机拍东西,“然后我们这拨10岁11岁的小孩就开始拍电影,每天放学后跟家里说,我今晚不回家了,去拍电影”。
某天清晨的黑泽明
徐克的中学是在香港读的,离开西贡那些小伙伴,他的日子过得百无聊赖。1964年的一天清晨,他独自坐车,路过香港的丽声戏院时,熟悉的戏院场景让他想起带给自己无限快乐时光的越南。“也许,进入戏院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吧”,抱着这样的心情,他下了车。那天,戏院早场电影是黑泽明的《用心棒》,“开场时只见三船敏郎的背面,加上早土反文雄的配乐,我整个人呆了,方才发现原来电影可以如此的酷”。本是以找寻童年记忆为开始,却意外发现银幕上的电影这样有深度,那次震撼让徐克久久难忘,从此他养成一个习惯,“喜欢一个人早上去看没有观众的电影”。
1967年,中学毕业后的徐克也面临未来选择的问题,身边同龄人多在父母期望中走上做医生、工程师、律师等前途光明的职业,徐克却迟迟不能决定。他还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坐巴士,朋友问他未来打算做什么,徐克心里不停问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像童年一样一直生活在开心的环境里吗？”这时,巴士戏剧性地再次经过丽声戏院,那个清晨里看黑泽明《用心棒》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说,我想拍电影”。
在唐人街办电视台
徐克幸运地获得去美国学电影的奖学金,先后在南卫理工会大学及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修读,并且很快就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洗片的工作。“所谓洗片就是把拍摄记录片的胶片放在机器里洗,虽然是很机械的工作,可洗片旁边就是剪接室,剪接师在里面忙着把画面和录音合起来”。纪录片拍的都是当时美国各种游行示威,有一次徐克“被迫”连续两天反复听一个人演讲的录音,快要疯了,他忍不住对剪接师说,“你让我试着对一对嘴吧”……由此他变成剪接师的助手。
在学校里,徐克也坚定地贯彻什么都做的理念,比如他打灯的技术一流,“我当时帮一个教育电台的儿童节目做,儿童节目一般灯光都打得亮亮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够气氛,就先在主要光源的地方打了一排灯,其他地方就补,其实比正常的打灯还简单一点,可是节目组很喜欢”。毕业后,他和朋友合拍了一部四十五分钟的有关美籍亚洲人的纪录片《千钟万缝展新路》,也曾在纽约的那个地唐人街报纸作编辑,而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和当时的伙伴创作了唐人街街坊电视台(CTTV)。
“那是30年前的事情,唐人街有很多废弃的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三楼是我们的办公室。当时我们觉得,唐人街的许多华人移民,语言上不通,经济上不好,职业可选择性不高。我亲眼看到有些老人只能对着讲英文的电视台,可能什么都听不懂,但依然每天看;有些妈妈在制衣厂做工,一天十几个小时,对儿女根本照顾不了;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所以无论老人、小孩、工作的人,回到家都情绪不好。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把唐人街的家庭弄得开心一点,当时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舞台话剧,做新闻访问,尽量制造更多的娱乐带给他们。”
老怪初试身手
1977年,徐克回到香港,彼时他已经身经百战成为电影“技术按钮”,第一份工作申请加入无线,面试时和当时任节目部经理梁淑怡的对话他至今难以忘怀,“她问我可以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做,美术、新闻、编剧都可以做,最好是当导演。她说,好啊,就当导演吧!我就去了”。之后他又随梁淑怡转投“佳视”,拍摄了一部古装武侠电视剧。
“1977或者1978年,拍古装就需要外景地,原来的外景地是在香港很小的郊外,当时地产很旺盛,这么小的外景地也慢慢被地产商占了,能拍的古装风景很少。就考虑去国外,因为故事里讲下雪,所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拍,韩国”。不会说韩语,也没有出国拍摄过、更从来没有拍过武侠片的徐克,一头扎进了“思密达”,“旅行社告诉我说离首尔六七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下雪,照片上景色很漂亮,我就一个电话打回香港,让演员们都来吧!来了两个大巴,装满道具演员,等杀去景点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和照片上完全不一样,我只好硬着头皮开镜。穿好古装,戴好头套,第一天就是拍打戏,他们问谁是武术指导？我问,拍打戏还要武术指导吗？”
韩国十天拍摄的胶片,拿回香港没有一个剪辑师说可以剪出东西,都觉得拍得好奇怪,徐克就自己亲自上阵去剪,“一般都是晚上没人的时间我才开始剪辑,但发现老是有个人在我后面看,有一天我回头问他,请问你是找我吗？‘不,就是看你剪片’,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程小东”。两个深夜同在电视台剪片的年轻人就这么认识了,而且变成了好朋友。而那部没有武术指导的武侠片,就是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9集电视剧《金刀情侠》,里面的动作看起来很奇怪,那是“老怪”徐克的初试身手。
没有一下子的成功
“徐克的镜头和构图都相当有电影感,我觉得他是下了很多工夫的,不是一般电视导演的水平。”《金刀情侠》引起制片人吴思远的注意,在后者的支持下,1979年徐克得以拍摄个人第一部大银幕作品《蝶变》。《蝶变》依然是古装武侠,却又不是同时代充斥市场的同类电影,里面轻功其实是用弹射机,“金钟罩”其实是穿了盔甲护身,得到评论界普遍好评,被誉为“映像奇、气魄大,破旧立新,富有想象力”。此后他接连两部电影《地狱无门》和《第一类型危险》,虽然票房都很平淡,但其中Cult片、惊悚片的风采,让徐克成为“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之一。回过头看当时的尝试,徐克说,“这帮助我在工业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寻找自己和跟观众接近的方法。”
很快,经过迅速调整,徐克的第四部作品《鬼马智多星》,口碑票房双丰收,其新颖豪华的喜剧风格为他赢得1981年金马奖最佳导演。其后的《最佳拍档之女王密令》更创下了三千万票房纪录。而《新蜀山剑侠传》则在引进好莱坞特技专家的同时,培训出一批本土电影特技人,奠定日后香港动作特效的基础,“这个世界没有一下子的成功,只有在拍摄过程里不断去让观众看到,调整自己,当剧本变成电影在银幕上放过之后,你才知道作品的力量在哪里”。
《香港电影的秘密》的作者大卫·波德维尔曾总结道,“有关港片80年代的情况,出现两个说法,但都以徐克为焦点。乐观的说法认为,徐克是锐意创新及港片现代化的要害人物。悲观的说法则认为,徐克乃新浪潮希望幻灭的缩影”。然而,或许批评者们从来没有注意,从为唐人街CTTV工作开始,能够让人们观影时感到快乐就是徐克最大的心愿,而这也是徐克自己对电影执念的初衷:“拍电影的时候,我曾有一段时间感觉孤独。那时我就想我曾经在戏院里和电影产生过很多很开心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把我童年看的电影都找回来,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变过,从小时候、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看的电影,感觉其实很相近。原来我喜欢电影,是因为它给我一种力量,让我对生命、对自己、对朋友充满希望,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幻想和梦想。我希望能在银幕上表现我的感觉,并跟大家一起分享。”
与吴宇森的33年传奇
2010年9月2日,直升机的隆隆声中,徐克施施然降落于水城威尼斯,让他比入围主竞赛单元《狄仁杰》剧组早到一天的,只为一个人,吴宇森。20个小时后,在电影节最隆重的丽都电影宫,在全世界影迷注视里,吴宇森即将获得人生里里程碑似的奖项,终身成就金狮奖。
不假思索,徐克脱口而出自己与吴宇森相识的时间—33年,“刚认识的时候,我们事业都很困难。我当时还没拍电影,他拍了两部电影。当时他代表嘉禾公司来说服我去嘉禾拍片,虽然我没有去,但反而和他做了很好的朋友。那时我们俩没事就跑到酒廊,那个酒廊在很高层的楼上,能高高在上地将整个香港俯瞰眼底,我俩都很穷,就喝便宜的红酒,抽烟、谈电影、谈自己对电影的梦想,那时讲的后来我们都实现了。”
20世纪80年代初,吴宇森陷于人生最低谷,在粗制滥造的喜剧片中消耗自己,当时已经成立自己电影工作室的徐克,慷慨地将本来打算自己拍的剧本让给吴宇森,这就是深深影响一代青年、开创港产英雄枪战片风潮的《英雄本色》。吴宇森曾经不止一次地动情感谢,“徐克知道我需要《英雄本色》,本来他自己也想拍的,但是最后给了我,当时没有人尝试过把一部枪战电影拍成个人化的。他却鼓励我把真感情放到剧本里。《英雄本色》的成功,改变了我一生跟徐克的关系,他对我的这份情谊很难得”。
伴随《英雄本色》创造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徐克趁热打铁想开拍续集,吴宇森并不想这样急功近利,“我觉得第一部已经够了,小马哥已经死了怎么能让他复活呢？”于是徐克干脆让倪匡将吴宇森原剧本大刀阔斧地修改,小马哥凭空多了一个孪生弟弟,还为自己的重要赞助者石天硬塞进去一个角色。虽然《英雄本色2》票房仍然不俗,但吴宇森和徐克在创作上的分歧却愈来愈明显,有一阵吴宇森一连提出三个拍片计划《喋血双雄》《纵横四海》《喋血街头》都被徐克拒绝了,吴宇森无戏可拍,出于对徐克的忠诚,又不肯替别的公司拍片。结果一度穷困潦倒到要找周润发借钱,《喋血双雄》干脆是周润发找来的投资,而徐克和电影工作室只是挂名,这之后吴宇森和徐克正式分开了。
值得强调的是,与一般反目必然成仇的常人不同,尽管吴宇森与徐克之间的隔阂人所共知,但他们却从未发表过任何指责对方的只言片语,相反在公开场合,他们一直彼此表示对对方的赞赏和肯定,惺惺相惜的他们三十年始终坚守在江湖,相望于江湖。
再次回到威尼斯的那个时刻,会场里响起最热烈的掌声,观众起立鼓掌致敬,老友昆汀·塔伦蒂诺已经在高呼“我的挚爱吴宇森”了。健步走上来台的,正是那个永远面带灿烂微笑的敦实的吴宇森。徐克走快几步,握着老朋友的手,送上自己准备已久的祝词,那是见证过他们并肩作战、青春情谊的台词,《英雄本色》里“小马哥”的话—“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想告诉人家,我只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徐克对FAMOUS记者回忆那时那刻的心情,“就好像昨天才刚刚认识,一晃33年过去了。而且我是和昆汀一起颁奖,很好笑,因为昆汀和我们的关系也很微妙,正是我们俩的电影让他对香港电影产生兴趣。走到今日,我与吴宇森,其实就好像一本早已写好的传奇小说,就是根据这本书的剧情发展下来”。
《狄仁杰》不是什么回归
徐克从影30年,导演与监制过无数经典,《倩女幽魂》《笑傲江湖》《青蛇》《黄飞鸿》……亮丽的外观、奔放的想象力,成了徐克的专属烙印,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赞,“徐克是过往20年来,最有远见的一股创作力”。
正是这种百无禁忌的创作力,徐克被称为“老怪”,他的电影总能轻易颠覆女演员固有形象。《东方不败》里的林青霞女扮男装,“大家都太熟悉她,所以我想用全然不同以前的样子,我想到让她有很中性的打扮,而且一开始是用男人的嗓音说话”;王祖贤本来是个篮球运动员,穿上古装走路依然直来直去,摄影师看着都头疼。很多人并不看好她演《倩女幽魂》中的“小倩”,“可三天之后她就进入状态”;至于张曼玉,徐克曾经眼目睹她喝醉的憨态,“张艾嘉儿子满月,大家都去吃饭,酒席还没开一群人已经喝醉了,张曼玉坐在那里叉开腿对某人大声说,‘你给我过来!’那种大大咧咧、豪爽的样子,活脱就是《新龙门客栈》里女侠金湘玉。”
这种独特的审美角度,在徐克早年的电影生涯里就一再体现。有一次还在读大学的他在摄影棚打工,徐克发现舞蹈演员投射在墙壁的影子很美,就把机器对准了影子,等到其他人也都开始拍影子,连女演员也有意识地刻意照顾跳舞时影子的形态,徐克又将镜头对准女演员的表情,“当所有人都同时注意一个东西的时候,换个角度,其实旁边还有更美的。”
不得不承认,进入21世纪后徐克的几部电影表现并不如人意,远赴好莱坞的试水作品反响平平,《七剑》与他旧日武侠片截然相反,心理惊悚的《深海寻人》都市爱情《女人不坏》几乎让人难以识别这是老怪的作品。在对徐克创作力衰退的质疑声中,《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出现了,强大的华谊制作、陈国富监制,武侠功夫片,甚至连李冰冰扮相都被形容酷似林青霞的扮相,在威尼斯竞赛单元亮相后,《每日银幕》发出慨叹,“徐克的粉丝尽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他重新回归到经典武侠的领地。”
可假如你问“《狄仁杰》是回归吗？”包括徐克、徐克助手在内的现场所有人都开始摇头,“创作这东西很奇怪,”徐克解释道,“不会说现在擅长画什么,就不断画它,当很多人都做同样事情时,你的画就没力量了。电影也一样,创作是向前发展的,你必须尝试不同东西,或许你会突然发觉拐了一个圈再回到原地也不一定,却已经不是原来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