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诞生至今，奥斯卡走过了84个年头，在中国也传播了84个年头，它跨越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历史，经历过抗战和文革这样的非常岁月，成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坐标。但从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之后的现实足以管窥到奥斯卡这个金漆招牌在华的落寞。那么，梳理一下奥斯卡在中国的足迹，将会为80年的中国当代史找到一个混合了文化、政治、经济的趣味注脚。
奥斯卡登陆中国的年头，正值中国院线蓬勃的晨光，1927年，中国已经拥有了106家影院，68000个坐位，分布在18个大城市，而美国电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受欢迎”。上海彼时有26家影院，到1933年增加到37家，其间放映的电影85%都是美国片，奥斯卡提名片大多数在列。1929年南京最豪华的“国民大戏院“开张，首日就放映了1928年第一届奥斯卡获三项大奖的《七重天》，之后的《大饭店》、《乱世春秋》和《一夜风流》等获奖电影都曾在中国院线公映，米高梅出品的《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片，除了抗战时期外，3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美国影片对华出口的数量基本都达200部以上(也就是说彼时每年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几乎都同步来到中国公映)。好莱坞、奥斯卡的口味显然成了中国1949前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一本名为《好莱坞》的周刊在上海面世，三年共推出130期，以文图报道美国影坛的最新动态，尤其对每一届奥斯卡都给予大幅报道，对传播奥斯卡电影可谓不遗余力。这段时期的大洋彼岸活跃着一位中国电影人，他从好莱坞的搬运工、摄影助理做起，通过自我奋斗成为首屈一指的摄影师，十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以《玫瑰图腾》和《原野铁汉》两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的名字叫黄宗霑。1928年黄宗霑回到中国指导一部电影，最后未能完成，拍摄的一些风土民情和文化片段被约瑟夫·冯·斯登堡剪辑进他的电影《上海快车》，该片后来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但因故未能在国内公映。
民国年间甚至还出现奥斯卡影片被“禁映”的风波，1930年，囊括第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西线无战事》经南京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批通过，以原英文版无删节形式在上海、南京等各大院线上映，但德国领事馆以“故意轻蔑德国军备及极端损毁德国参加世界战争战士之荣誉”的借口要求禁映此片，最终在略加删剪后重新上映，这亦是中国电影最早的禁映记录。国民政府随后在1932年颁布了《外国人在华摄制电影规程》，并在随后两年中禁映了80部电影，获奥斯卡奖的《上海快车》也因“辱华”而在列。但这亦不能阻止1933-1935年间有超过几百部美国电影进入华语市场。
日本人的入侵后将好莱坞电影逐出了上海和沦陷区各大城市的银幕，“孤岛”时期的抗战片和日伪电影一度成为时代的主角，但奥斯卡获奖电影仍在以陪都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艰难上映，彼时香港名导王晶之父、大导演王天林还是一个流徙失学的上海少年，就在贵州省省会只放映原声西片的贵阳大剧院担任领座员和售票员，而“踏上了电影行业之路”。这些好莱坞电影在光复后再度涌入，成为和十里洋场夜总会交相辉映的最后一抹奢华。即使它的寿命不长，并伴着急剧通货膨胀的现实而缩水，好莱坞、奥斯卡还是给人充满诱惑性的直觉。“玉女”、 “香艳”等词语不断出现在广告词中，诸如《一夜风流》这样的片名中，都足以窥见国人对这类电影的“肉感”印象。
日本人的入侵后将好莱坞电影逐出了上海和沦陷区各大城市的银幕，“孤岛”时期的抗战片和日伪电影一度成为时代的主角，但奥斯卡获奖电影仍在以陪都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艰难上映，彼时香港名导王晶之父、大导演王天林还是一个流徙失学的上海少年，就在贵州省省会只放映原声西片的贵阳大剧院担任领座员和售票员，而“踏上了电影行业之路”。这些好莱坞电影在光复后再度涌入，成为和十里洋场夜总会交相辉映的最后一抹奢华。即使它的寿命不长，并伴着急剧通货膨胀的现实而缩水，好莱坞、奥斯卡还是给人充满诱惑性的直觉。“玉女”、 “香艳”等词语不断出现在广告词中，诸如《一夜风流》这样的片名中，都足以窥见国人对这类电影的“肉感”印象。
直到今天，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亦步亦趋、经年积淀让奥斯卡在知名度上都远远超过诞生在40年代之后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趣味性上，奥斯卡雅俗共赏的口味亦比浓重晦涩的影展电影更亲民，即使它只是美国电影的国别奖，“档次”上低于国际A级电影节。民国时代打下的基础影响至深。
最珍贵莫过公映：奥斯卡在新中国
建国之后，好莱坞电影对华出口的大门也就从此关闭。建国初期美国电影虽然还有上映，却已经没有新片进口，到1950年美朝战争爆发后全面叫停。1956年英国电影《孤星血泪》在国内上映，则可以看做是奥斯卡重回中国银幕的开始，即使它的上映日期比国外晚了整整十年。随后1958年的《王子复仇记》则是建国后上映的第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四年后上映的《红菱艳》也是一部英国影片(可资参考的背景是英国于1950年即承认新中国)。这些电影几乎都由上海电影厂译制后上映，邱岳峰、李梓、尚华、毕克等人的配音赋予这些电影更多的魅力。
这种微妙的抬头很快被“糖衣炮弹”理论所压制，奥斯卡从1962年之后再度和中国银幕绝缘。但是，即便在最窒息的文革期间，不少优质英美影片仍然以“内参片”的身份进入中国，由上译、长译等译制片厂译制，只是放映范围仅限于几大城市的政府和军队高干圈子。电影演员出身的江青，则长期观摩奥斯卡系好莱坞影片，并指示当时的“八个样板戏”从中学习借鉴。那是一段疯狂的年月，据上译厂当事人回忆，每天的译制工作前后都要先开批判会，认清这些帝国主义影片的腐朽真相后才能工作，完成后的拷贝作为机密件送出，参与者不得透露任何信息。不过其中很多译制片在改革开放后都陆续得到了上映的机会。
直到1979年，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奥斯卡获奖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在中国大陆上映，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进入国内的推理影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著名配音演员毕克、刘广宁、乔榛、邱岳峰、苏秀等对此片的配音也被称为杰作。该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则是查理·卓别林的《舞台生涯》。1982年，罗曼·波兰斯基根据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苔丝》在在中国上映，不过闭塞良久的中国观众不晓得享誉欧洲的波兰斯基的威名，只记住了电影里扮演苔丝的德国美女，颠倒众生的娜塔莎·金斯基。
中美建交则直接给了奥斯卡获奖电影进入中国的契机，除了陆续有零星的奥斯卡获奖老片经译制重映外，美国电影周和各类回顾影展也给了国人和美国片“亲密接触”的契机，而确定片单的重要标准就是曾在奥斯卡获得重要奖项。从1980年到1993年，中国各种电影文化交流活动不断，但局限在北京、上海几大城市有限上映，共有《骗中骗》、《桂河桥》、《巴顿将军》、《甘地传》、《火的战车》、《克莱默夫妇》、《洛奇》、《乱世佳人》等八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华展映，此外还有《蝴蝶梦》、《王子复仇记》、《炎热的夜晚》等电影于院线上映，即使这些电影比国外公映日期迟了十年到几十年，在当年仍然带给观众强烈的新鲜感。这期间伴随展映的还有一些被公认为艺术性很强的欧洲奥斯卡提名/获奖影片，如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力山大》，雅克·塔蒂《我的舅舅》、以及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等等。
至少在1994这个录像机刚刚流行的年份之前，人们了解奥斯卡的途径仅止于院线放映和杂志宣传，通过公映渠道和各类回顾展映而进入的电影保证了较高的水准，与那个年代严谨的制作理念不无干系。但对国人来说，正式公映的奥斯卡系电影数量仍然不多，基于地域制约，各类展映的普及型太低，在国内也没能引起持续强烈的反响。
真正引发轰动的电影，则是1987年上映的《超人》和《罗马假日》，前者引发了国内的科幻热潮，后者则成为一代国人的美好回忆，即使它在22年后才光临中国，却让很多国人知道了格里高利·派克和奥黛丽·赫本，即使今天赫本还是国内最具知名度的好莱坞女演员之一。
1988年的《末代皇帝》更是举国皆知的重要文化事件，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给予有力支持、历史上首次在紫禁城取景拍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亲自出演，保障了导演贝托鲁奇最大的拍摄自由，本片是中意两国政府级的重要合拍片。中国与海外同步上映，成为第一部也是20世纪唯一一部获奖前在国内上映过的奥斯卡电影。此后，该片一举收获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等九个大奖，是奥斯卡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杰作。
哈里森·福特和汤米·李·琼斯主演的《亡命天涯》是中国市场开放后引入的第一部进口分账电影，当年在奥斯卡斩获两个奖项，最初操作并不成功，后通过加映取得2650万票房，在影业衰落的当时相当成功。即使很多人叹息市场将死，第五代都是票房毒药，奥斯卡获奖片在中国的受青睐程度有增无减，第二年引进的《阿甘正传》除了重复票房奇迹外还引发了国人励志热潮，末了“乒乓外交”的段落亦很有些隐射的幽默意味。1995年，获得两项奥斯卡音乐奖的《狮子王》成为国内票房最高的动画片，自此之后奥斯卡动画片涌入而不可收，一直蔓延到2010年的《玩具总动员3》。
1996年的《廊桥遗梦》让人伴随原著的热卖一度成为中国影迷谈论的热点，但真正征服国人的奥斯卡事件当属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风靡全球的同时也让国人第一次领略到奥斯卡大片的魅力，在中国取得3.6亿元票房(这一纪录直到《变形金刚2》才被打破)，国人对奥斯卡的崇拜终于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它也终于成为国内影迷的必修课，《拯救大兵瑞恩》也在这股风潮下被重磅引进，斯皮尔伯格这位奥斯卡得奖大户亦被内地影迷顶礼膜拜，自然票房不俗。另一个值得国人关注的热点则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海外叫好又叫座，2001年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李安、谭盾、叶锦添、鲍德熹等华人获奖，带给国内影迷莫大的荣誉感，华人主创、中文对白、东方风情的展示和民俗乐器的运用让这部电影带有强烈的中国印记，然而属于合拍片的《卧》，在国内的反响却不够理想。
至于《阿凡达》国内公映日期贴近了奥斯卡颁奖前后，但是本片在国内的疯狂卖座，与它的“奥斯卡提名者”关系甚微。《阿凡达》在中国创纪录地上映112天，拿下13.7亿票房，睥睨史上一切。不过在当年的奥斯卡上，它完败于《拆弹部队》，只牵走三个技术奖项，亦象征着技术至上时代里艺术的蜕化流变过程，这与国人日趋下降的审美感无缝对接。或者说，国内观众与全世界共同见证了“天神下凡”，却只是商业的奇迹、猎奇感的胜利，仅此而已。
从《泰坦尼克号》到《阿凡达》，奥斯卡系影片在中国走过的是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两片同是技术大导詹姆斯·卡梅隆的手笔，都引领了中国全民性的观影热潮。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引进背景：前者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在政协会议上的大力褒扬和推荐，并以奥斯卡获奖影片的身份来华上映，甚至片中裸体镜头的全盘保留都被当时视为重要的艺术审美观突破。而《阿凡达》则是纯粹的年度商业大制作的出口作业。
早年间，奥斯卡影片我们万众瞩目翘首以盼的精神食粮，一定意义上也是中美两国电影从业者互相默契、文化交流与商业回报兼顾的考虑，针对这类影片的放映，每每引发的是主流媒体及舆论领域的文化讨论。但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加深。观众和从业者都在逐渐改变，好莱坞影片的主流，变成了一系列高概念高科技的商业类型片 ——当然它们也不时获得奥斯卡的技术类提名——但象征着“美国电影”艺术成就的那一类“奥斯卡”，开始逐渐地边缘化了。
分账制度施行之后的一个显著变化在于电影宣传极少以“奥斯卡”为宣传点，这一方面在于和国外上映的日期开始趋向同步，另一方面则在于噱头和商业炒作慢慢成为发行商运作的重点，体现着奥斯卡口味的优质电影，因为其“文艺片”卖相而被进出口双方抛弃。
在1994年以降，仅有《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角斗士》、《魔戒三部曲：国王归来》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五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以在国内公映，其中只有《贫民富翁》是在已获奖的状况下被加以“奥斯卡”包装的产物，而且上映时间也滞后于世界各地。这种滞后性同样体现在《钢琴师》、《黑帮暴徒》、《通天塔》、《伯纳德行动》等其他优质奥斯卡提名/获奖电影中，票房无一例外欠佳，这其中有审查带来的滞留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这批作为“纯艺术”和奥斯卡品质象征的电影已经不再是观众关注的热点。
电影的引进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符合中国“国情”和具备商业潜力是两大基础性的要求。斯皮尔伯格曾经在被要求删除集中营裸体段落的要求下拒绝了《辛德勒名单》引进中国的计划，审查时对“国情”这一条款的普适性显然成了奥斯卡进入内地的最大牵绊，1997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全部缺席内地院线，便在于那届大获全胜的《英国病人》是一部宣扬“婚外情”的电影，而2008年的“黑色奥斯卡”，诸如《老无所依》和《血色将至》这样的优秀电影决然迈不过审查关。最终这两年都没有获奖电影在内地公映。
这样的后果就是类型单一，仅动画片一类就占据了1994之后引进电影的半壁江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电影不存在风格和口味的障碍，最容易通过审查，而其他电影如黑帮片、警匪片、伦理片、惊悚片基本引进无望，少数几个例外如纪录片《帝企鹅日记》票房极为惨淡;而另一边厢，魔幻大片成为另一个奥斯卡准入的支流，包括《魔戒》三部曲、《金刚》、《爱丽丝漫游仙境》都得以在内地上映，更多在于他们各自潜在的商业价值，事实也证明它们的票房不俗。但这类电影只能算作奥斯卡的边角料。随着今天的奥斯卡和大片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奥斯卡与中国院线的交集也愈来愈少。尤其可悲的是这个只有票房、没有电影的年代，审查仍然刻板不堪，引进方依然看不到艺术需求的时节，中国面向奥斯卡的门已经愈来愈窄。
